导读：1916年，一座巍峨的哥特式教堂在山西张庄拔地而起，塔楼高耸，凌驾于所有民宅之上。传教士们说，这是上帝的家园。但村民们私下叫它“剥削会”。育婴堂里的女孩十岁出头就被明码标价卖掉，借契上的月息高达三分，灾年进教堂避难要交出财产的五分之一。日军来了，教堂成了伪政权的庇护所；日军走了，神父预言“八路军呆不长”。这座教堂到底藏着多少秘密？美国记者韩丁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中，揭开了它的真面目。

1916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活动打破了山西潞城县张庄村外表的宁静。一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缓慢地在村子中央建立起来——这是千百年来张庄第一座新式建筑。教堂顶部巍峨的方形塔楼，高高地凌驾于四周一切村舍民宅之上，从老远就可以望见它。然而，这座教堂不是福音的象征。它是一个剥削的堡垒，一个外国势力保护下的特权机构。那么天主教会如何在旧中国农村扎根？它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教会的“扎根术”：三种手段打开局面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圣芳济会的神父们来到潞城县以后，他们买下地皮，盖起房屋，把其它地方的教民迁到这里，开辟了一个稳固的基地，使相当多的农民开始信奉他们的教义。义和团起义以后的二十年内，仅在潞城一县就修建了五十七座教堂，同时兴建的还有神父住宅、修女院、修道院和育婴堂。教会几乎成了这一带的主宰。

张庄那所大教堂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建筑起来的,没有等到教堂完工,那些荷兰神父已经开始大力招收起新的教徒来了。那么他们是采取哪些手段招收教徒的呢？

第一种手段：经济诱饵。

首先教会从天主教徒较多的村庄里迁来了教民。他们有的原来就在本地区,有的是由遥远的河北平原招到这里来的。教民们都被安顿在属于教会或其外围组织的土地上,也有的被安顿在在教地主的庄田上。这样一来,就使张庄的教会核心大大扩张起来。然后,教会又以开展慈善救济来吸引新教民。凡是在变乱时期站在教会一边的可靠教徒，都从庚子赔款中发给四两银子。凡是同意加入教会、诵习圣经的人,也都得到了类似的钱粮方面的好处。特别是遇到荒年,很多穷人迫于家境拮据，结果都被拉入了教会。

第二种手段：育婴堂——被掩盖的人口买卖。

招收教徒的第二种形式是办育婴堂。农民们因为成年累月都要在饥饿线上挣扎,碰上水旱灾害自己都难免一死,就更不可能养活所有的孩子了。男孩长大之后，可以留在家里供养父母，因此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扶养成人。至于女孩,养活她们十二年,到头来只能卖得几袋粮食,或者通过出嫁换回几块钱的彩礼。因此,每逢荒年,人们往往就把她们遗弃,甚至刚一出生,就把她们弄死。张庄的育婴堂就是专门收养这些弃婴的。开始是将扔在街头田间的小孩收容回来,后来就变成直接从父母那里接收婴儿,甚至出一点钱怂恿母亲们抛弃自己的女孩。小孩们一旦成了教会的财产,就被寄养到奶妈那里,有时也交给她们的生母,直到断奶以后,才由教会收领回去,逐渐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些女孩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被迫从事清扫、烹饪和缝补等劳动。她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送到集市上卖掉，为育婴堂和教堂提供一项收入来源。

她们靠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年龄较大的女孩每天差不多都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等长到十岁刚一出头，就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卖给本地的小贩、商人、农夫和兵士。这么一来，教会不但财务上得到了好外，而且又招收了新的信徒和一代未来的教民。因为男人们如果想在育婴堂里找一个老婆，就得答应入教，结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也必须保证信教。

由于育婴堂是未婚姑娘的主要来源，价钱也比本地一般要低三分之一，所以许多希望结婚的穷庄稼汉只得买一个教堂老婆。

第三种手段：进行会——披着慈善外衣的剥削机器

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表面上是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早升天国。每当一个会友死去以后，所有的教徒都为他的灵魂祈祷，这种对于亡灵的慰藉，未曾入会的人是得不到的。不少贫苦农民就为着得到这一点好处才捐出一钱半文，加入进行会。

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三吊钱（略等于三分之一块银圆）。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去土地。到三十年代末，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亩，它向二十五户佃农收取粮租，向其他三十二户榨取利钱，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区统一的借契，连地主-高利贷者们一般都不采用的苛刻规定，这里全有。第六款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负担路费——每十里收大洋两角，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第七款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五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进行会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全张庄一共有三十二户人家欠它的债款。其中三户为着还债典光了土地，另外三户卖掉了房子，还有三户被它硬夺去了土地。其他一些借户只好卖掉儿女和牲口来还债。

进行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因此佃户除了缴纳重租以外，还得负担官府摊派的全部苛捐杂税。

进行会征收的地租虽然年年不等，但每亩地总要收三斗半以上的麦子，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产量。如果是教徒们租种这些土地，租税就减轻一些，每亩地一年可少交四五升。为了把佃户和债户拉入教内，教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对村里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来说，进行会就象一家银行。他们把本钱存进去，每月可以生一分五厘的利息。把本钱放在那里的好处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地把钱取出来，而不象把钱借给农民个人那样，必须要等到收获季节或者年关才能收钱。村里最大的地主申金河和另外几个大地主都在进行会里存款。它就这样得到了所有地主的支持。农民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剥削会”。

美国记者韩丁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揭开了这家“慈善机关”的罪恶：

进行会多年以来分别由几个教徒负责经管。一九四五年以前十年的那个总管名叫王贵景。王会长利用他在教会中的优越地位，在教会内部和官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处理进行会和教会的财政事务方面则是残酷无情的。

村民王承裕的父亲在张庄北面三里地的马场租种土地。他是信佛的,当地村里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会,义和团起义的时候,他参加了对教会的进攻。起义失败以后,他逃跑了。可是饥饿终于又驱使他回到了马场。神父传令将他逮捕,用绳子吊起来毒打。他决定搬到张庄去,因为那里的教会势力比较起来没有这么强大。不料张庄的神父把他叫去说道：“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必须作个天主教徒。你要是不肯入教,人家就把你当拳匪看待,你就得吃苦头。”终于，在没有食物、土地和房屋的情况下，他被迫接受了教会的赈济，从此也就列入了教徒的花名册中。

这个农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夫妻俩都非常钟爱这个小女儿，可是却无力抚养四个孩子。这时候，教会的育婴堂插手进来，提出援助方案。两口子把女儿交给了育婴堂，而育婴堂又把孩子留给母亲负责喂养和看护，育婴堂给予少量补助。这种安排有个条件，就是父母两个必须虔诚地遵循教会的旨意。

那一年夏季到来时，天气炎热而又干旱。人们给教堂送去大量供品，神父也做了许多次弥撒求雨，可就是不见落下雨来。王承裕的父亲只好又去找佛爷了。他在裹头的手巾上系一根柳条，参加了佛教求雨的仪式。教会神父发现这事以后，断绝了他家的一切补贴，小女孩也给带回育婴堂去了。母亲痛哭流涕地向神父苦苦哀求，可是他说他们破坏了诺言，所以不能再把小孩托给他们。母亲确信女儿在育婴堂里受到了虐待，她为骨肉分离而感到巨大的悲恸，不久便死去了。

王承裕长大以后，设法积蓄了一些钱，买了几亩土地。他把这些土地押给进行会，向它借了七十块钱，这样才娶了亲。那年庄稼歉收，为了还清那笔利钱——三十块钱，他被迫把老婆陪嫁的首饰衣裳和冬天吃的粮食都卖掉了。生活的煎熬和痛苦，终于把他老婆逼疯了。神父为她做了多次弥撒也不见有什么起色。邻居们都说，她是猕猴精附身了。后来王承裕又设法攒下一点钱，拿去给了佛教组织“北老社”，求他们作法除去老婆身上的猕猴精。可是求佛也并不比做弥撒更有效力。这个行动传到了神父耳朵里,他觉得王承裕背弃了教义,就派王会长前去惩罚他。

“你背叛了天主教, ”王会长说, “求佛就是背叛上帝。”

王承裕被拖进教会大院里挨了一顿毒打。他心想：“我媳妇被教会返疯，如今我又挨了教会毒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过他也不想自杀,继续活了下去,并交给教会很重的租税。

但是，教会凭借自己的强大势力把张庄变成天主教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教徒始终只是少数人,从来也没有超过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一九四○年,天主教在这个地区的传教事业已经进行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个村子也差不多进行了四十年,但是在全村二百五十七户里,信教的总共才有六十四户,只占五分之一稍强些。

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六十四户人家入教都是违心的，也不能说他们留在教会里是纯粹出于权宜之计,是因为被迫,是因为有利可图,或是为了有权租种教会的土地,有权从育婴堂买到老婆。不管人们当初入教时是出于什么情况,很多人后来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而且都象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那样把教义传给了他们的子孙。教会通过隆重的礼拜和严厉的训诫，通过一定的慈善布施，通过育婴堂培养年轻一代的信徒,和强调教会所处的少数地位的危险,在教徒中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具有同一个目的。这些对很大一部分教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会还把他们同村里其他人隔离开来，使他们成了大多数农民蔑视和憎恨的对象。

二、抗战时期的教会：与日伪勾结的“安全港”

侵华日军占领潞城县以后，建立了伪政权。潞城和张庄的伪政权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其中包括已经转为伪军的原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军官以及站在伪村政权背后的地主豪绅和一些为它当差的中农、贫农。从日军占领的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投降，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清一色的教会政权始终统治着张庄。

在整个太行山区和冀中的教会基地，通敌行为和天主教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不过是天主教会最初进行传教和建立教区时使用的那种方法的继续而已。抗战期间，正是长治和邢台的天主教会最高当局定下了和日军“合作”调子。神父郭老财一九三八年从美国旅行回来，途经日本时搞到了一封外务省给日本驻华大使的介绍信。这封信要求一切有关方面给予持此信件的人以特殊的照顾和关注。郭神父回到中国以后，日军司令部发给他一个全境通行证，准许他在华北各地自由旅行。日本投降以后，人们在他的私人财物中发现一百多张仅供日本高级文武官员使用的通行证。此外，还有许多他和日本高级官员及邢台地区敌伪头目高德灵合摄的照片。

日军进入内地以后，一般没有打扰过教堂。因此在日军到达张庄之前，村里的大多数富户和不少穷人普遍认为，日寇即使不害怕上帝，至少由于尊重站在教会背后的列强势力，也会对教会的神圣权力表示尊重。这样，作为教徒，同当地神父和他身边的人搞好关系，就能得到一定的安全。于是不少人都把自己值钱的财产交给教会负责保管，并请求教堂给予人身保护。神父立即抓紧时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教徒受保护，非教徒不受保护”。几天之内，就有相当多的人家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入了教。虽然如此，穷人受到的保护也是微乎其微的。教堂院里所有可供居住的房屋完全被地主富农及其家眷占去了，大部分挤在院子里的穷人，无论是不是教徒，最后都被轰了出去。

留下来的人也不是无代价地得到保护的，乡绅们可以随便利用教堂提供的方便，穷人为此却必须将他们带来的财产的五分之一献给上帝。

珍珠港事件之后，教会里的荷兰神父都自动或是被迫离开了沦陷区。接替他们的中国教士孙神父又试图把全村拉人天主教。有一天，全村的地主都被邀请到神父住宅去参加西餐宴会。宴会将近结束时，孙神父号召客人们帮助他便每个农民都成为教徒。他说，既然教会在日本人来的时候给人们以保护，他们就应该以亲身加入人教会和招收更多的信徒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和崇拜。事后，进行会的人挨门挨户地砸了人们的祖宗神主牌位和泥胎神像，把碎块扔进了室外的深深的茅坑里，还给每一家都挂起了圣母玛丽亚的画像。不出一天，全村都有了天主教会的装饰。表示反对的人都遭到斥责和警告:“鬼子要是再打回来，你们别想进教党门，死了也活该倒霉，我们就不管，再也不来救你们。”然而后来不少人撕了家里的圣母像，也不见有人追究。可是，人们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强迫入教的企图。

三、抗战胜利后的反奸清算：教会势力的覆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向盟国投降。张庄是在八月十四日经过三天战斗后，被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解放的。

八年的抗战突然结束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千年封建统治的寿终正寝。

孙神父对抗战胜利的态度是明确的。当八路军战士进了村、顺着山沟向前推进时，孙神父逢人便说：教会和教徒大难临头了。他在讲道时候预言要“变天”，宣称：“八路军不过是一帮土匪，他们不信上帝，反对天主教，拆寺庙，砸菩萨。他们脚上连双鞋都没有，怎么能呆得长呢？不久中央军肯定会打回来的。”

当村政府为了惩罚汉奸而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并把它们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时，孙神父又在讲道时恶毒地攻击这种做法。汉奸申计梅被处决后，孙神父还特地给他做了安魂弥撒，宣称此人的灵魂已从炼狱升入天堂。

孙神父的这些言行遭到了还击，治安主任下令逮捕了他。

在斗争孙神父的大会上，干部们没有直接向他的神学理论挑战，而是集中火力揭发他的非宗教活动。主持会议的梁区长说：“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谁也没见过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是几个上帝。现在的问题是，孙神父这个人勾结了鬼子，以保护你们的财产为名勒索了你们的钱，为迫使全村入教而不择手段，在各方面歧视穷人。”

就连最忠实的教徒也被这段话打动了。几小时之内就控诉了他六十多条罪状。

郭真宽，一个曾给天主教地主扛过好几年活的雇农，在会上喊道：“你光会叫旁人受苦受难，你说穷人应该挨饥受冻，不能生气，不能越轨，那你自己凭什么天天吃肉吃白面？不合你的口味还得厨子重做。你每天夜里跟修女睡一个被窝，自己不干不净，还叫旁人讲德行。自己享着福，硬叫旁人都受苦。”

王承裕也站了出来，话头就像决堤的河水似地涌了出来。他哭着说：“鬼子刚来那一阵，我是个洋火小贩，我怕他们把洋火抢走，就拿了七十盒叫教会保管。王会长把它放在抽屉里了。三天后，我去一看，就剩三盒了。我问他洋火都哪儿去了，他叫我问抽屉。我再问他，他反倒把我揍了一顿。”

那天一共揭发了教会和进行会一百多条罪状。大会还没结束，就有几个气愤的农民上前把孙神父狠狠地揍了一顿。当天晚上，他靠着几个仍旧效忠于他的人逃跑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孙神父逃跑后，排教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进行会会长王贵景被带上群众大会，由于民愤极大，当场就被打死了。王家毁灭以后，教会再也不是张庄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了。虽然它还有几十个信徒，但它再也做不成弥撒，再也举行不了圣礼，再也收集不到捐款了。教堂的圣殿本身成了公粮仓库，取掉了钟的塔楼，现在只能用来作为通知开大会和宣布国内外新闻的场所。

清算教会和地主的运动，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了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强。没收的牲口有二十六头，占全村所有大牲口的一半多。村里总共有八百间房子，没收的就有四百间。没收的屯粮在一百吨以上，此外还有好几百块银元，许多珠宝首饰，几屋子家具，几十件农具和成百套各式服装。

农民们把没收了的财产称作“斗争果实”，在这些果实上寄托着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四、结语：历史的启示

旧中国农村的天主教会，不是单纯的宗教组织。它是外国势力保护下的特权机构，是地主阶级的同盟者，是压榨农民的一台精密机器。它用慈善掩盖剥削，用天堂麻痹痛苦，用育婴堂延续势力。抗战时期，它选择了与侵略者合作，成了伪政权的支柱。

只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农民才能真正“翻身”。

正如那个站起来控诉的农民所说：“现在我算明白啦，信不信教就是那么回事。”这不是反对信仰自由，而是揭露了一个事实：在那个年代，教会首先是地主，是高利贷者，是人口贩子，是侵略者的合作者。

韩丁的《翻身》记录了这一切。有些真相，不能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