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被中国人称为“太上皇”，曾让博古言听计从。他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根据地。彭德怀骂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痛”，刘伯承被他当面羞辱。遵义会议后，他被剥夺了指挥权。他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甚至在两年后的分裂危机中，用自己一米八几的身躯护住了毛泽东。他娶过两任中国妻子，一个被他留在延安，一个跟他去了苏联。最后他在东柏林度过了沉默的晚年。他是李德，中国革命史上争议最大的外国人。这篇文章，讲述他从“太上皇”到旁观者的完整人生。

在中国革命史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李德这样充满争议。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带来了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短促突击”战术；他直接导致了红军被迫长征，却又在张国焘分裂时坚定地站到了中央一边；他被遵义会议剥夺了指挥权，却默默地跟着长征走到了陕北。他在东柏林度过了沉默的晚年，却至死不承认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本文试图还原这个复杂人物的来龙去脉——不吹，不黑，只讲事实。

一、从权力巅峰突然坠落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室里，批评的声音一个接一个——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矛头指向同一个外国人：李德。

毛泽东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 !”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洛甫、朱德和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开始掌舵。曾经被中国人称为“太上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1933年秋进入苏区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期间，博古对他言听计从、一言九鼎，他的“统治”将近一年半时间，一夜之间李德被撤销了红军的指挥权。大多数人都知道李德“下台”了，但下台之后发生了什么？他跟着走完了长征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后来怎样了？他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二、初到中国成为红军的“太上皇”

在讲下台之后的故事之前，有必要用最简短的篇幅交代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共红军中说一不二。

李德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也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 ；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秘密来到苏区。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而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李德和博古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李德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撤、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据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乐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还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优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地消灭国民党军队。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派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暖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象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一天李德痛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 ?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似乎都要损失二千到三干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抱怨。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 !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 ?你就不痛心吗 ?”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李德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就是遵义会议之前李德的“成绩单”。

三、下台之后成为长征的旁观者

遵义会议后，李德不再拥有指挥权。但他没有被赶走——他仍然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

这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主动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

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这个被剥夺了权力的德国人李德默默地走在长征队伍中，成了一个长征的旁观者。毛主席一生的得意之作，被称为“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李德仍然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象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一度情绪低落。他不再参加军事决策会议，不再有人向他请示汇报，他只需要做一件事：跟上队伍。但红军的待遇并没有太过苛刻。他仍然有一匹马，仍然有中国妻子肖月华陪同，仍然有基本的给养。他仍然穿着那身灰布军装，在队伍里显得鹤立鸡群。只是，他不再是那个对红军发号施令的太上皇了。

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中央为李德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肖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璋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张国焘分裂中央时李德的站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却很快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多将广，开始向中央要权。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1935年9月9日夜里，毛带领中央和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部队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并与叶剑英、杨尚昆、李德一起商量北上的问题，突然，部队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部队，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还一边回过头来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这时，红军大学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后，与一方面军形成了两条阵线。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他和蔼地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这个被中国同志剥夺了权力的德国人，在这场分裂危机中反而成了毛泽东的“同盟者”。

四、离开中国后在东柏林渡过晚年的沉默岁月

李德于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他与周恩来、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泽民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延安回莫斯科。

多年来，李德一直试图离开中国，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国时警告他留下来别走(当时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头，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甩掉了农民出身的中国老婆，与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员李莉莲结了婚。周恩来后来答应她可以去莫斯科与李德团聚，可是她一直没有去。

此后，斯大林不再允许李德过问中国事务。他可能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前一直没有露面。

二战结束后，他回到东德，定居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李德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三十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德文原名叫《我从“上帝”到“流亡者”的经历》，中文译本叫《中国纪事——1932—1939》。在这本书里，他回顾了在中国的岁月，对毛泽东有不少批评，对遵义会议耿耿于怀，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遵义会议后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了，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最有利不过了”。

李德1974年在东柏林去世，终年74岁。

五、结语：怎样评价李德？

李德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

他有军事学识，读过伏龙芝军事学院，能引经据典地谈论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他很勤奋，在执行任务时从不偷懒。他在张国焘分裂时坚定地站到了中央一边。他不是一个叛徒，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投机分子。李德是一个“错位”的人。一个欧洲街垒战专家，被派到一个他完全不理解的国家，指挥一场他无法想象的战争。当他离开时，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

但他的故事，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