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是牧师，是特工，也是国共谈判的“第一密使”；他是斯诺进入陕北的唯一向导，也是《西行漫记》里唯一被隐去真名的人。他是谁？为什么连斯诺都要替他“保密”？读完这篇文章，你会知道答案。

读过《西行漫记》的人，大概都会对书中那个神秘的“王牧师”留下印象。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王牧师”，但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斯诺写道，

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宋子文的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此信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

一、圣约翰大学走出的“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一个基督教世家。1914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顾维钧同窗。毕业后，董健吾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他和宋子文交情颇深，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同时，他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安稳的教会牧师，过上体面的生活。

但历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1928年，经浦化人、刘伯坚介绍，董健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亲自找他谈话，要求他参加中央特科。他根据陈赓的指示，着手改造上海圣彼得教堂——在原有两扇门的基础上，又设计出两处新的出入口，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包括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派来的。这座教堂，从此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安全的秘密活动点。一个公开布道的牧师，同时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骨干——这重身份的撕裂感，在今天看来仍令人惊叹。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和尚”是许世友，“牧师”便是董健吾。

1930年底，董健吾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创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流散在上海的革命烈士遗孤和中共领导人的子女。

办园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董健吾回到家乡青浦，变卖从祖母处继承的田产，换得一千大洋，又利用牧师身份动员教友捐助。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上海戈登路武定路口（今江宁路）的石库门里秘密开园，先后接纳了三十余名孩童——彭湃的一双子女、恽代英之女、蔡和森之子、杨殷之子、李立三的两个女儿。

1931年初，幼稚园又迎来了三位小朋友：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那年岸英8岁，岸青6岁，岸龙4岁。

1932年春，因一名保育员外出失踪，党组织决定解散幼稚园，孩子们因无人管理而流落街头。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董健吾听说岸英、岸青流落街头后，让妻子四处搜寻，最终将两兄弟找回并收养在家里。毛岸英兄弟被董健吾接到家中抚养。毛岸英、岸青每天当报童，在街上叫卖报纸。后来，董健吾通过张学良的帮助，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苏联。张学良给了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并安排部属李杜带孩子们出国。一个自己身处险境的地下工作者，卖掉祖产创办幼稚园，养大了别人的孩子——这段往事，毛岸英记了一辈子。

二、一封密信改变了历史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决定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宋子文。宋子文找到二姐宋庆龄，宋庆龄想了想说：“你的同学可担此任。”——“哪个同学？”“董健吾牧师。”

1936年1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从上海出发前往西安。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

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到了西安，正值大雪封山，通往陕北的道路全部断绝。董健吾在西安滞留了四十多天。他找到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请他引见张学良。

见面后，董健吾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张学良当场没有马上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的身份。

2月19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另一位中共代表张子华送至肤施（今延安），又派骑兵连护送他们前往瓦窑堡。

2月27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此时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正在山西石楼前线东征。周恩来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

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了董健吾的报告后，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在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3月4日，毛、张、彭三人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五条意见：

博古同志转周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4号12时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

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3月5日便离开了瓦窑堡。

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的礼品赠给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向蒋介石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

这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最高层之间第一次直接对话。8年隔绝，由此打破。

三、斯诺笔下那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人”

1936年，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又接了一项任务：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采访。

当时国民党对陕北苏区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外界对中国革命几乎一无所知。斯诺怀着“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决心，从北平来到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师”的化名与他接头。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

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在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平安抵达陕北，成为第一个深入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经过四个月的采访，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西行漫记》），向世界第一次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但斯诺始终没有在书中写出“王牧师”的真名。

四、90年后的握手：一个未竟的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多次访华，曾提出想见一见当年的“王牧师”。1960年斯诺来华时再次向毛泽东提起，还是周恩来总理提示：会不会是浦化人？浦化人却斩钉截铁地说：“王牧师”乃董健吾也。但因种种原因，两人始终未能再见。

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去世，终年79岁。1972年，斯诺在瑞士离世。这对红色挚友，终究没能实现余生再会的心愿。

2026年5月17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董健吾的孙子董闯和斯诺的侄子埃里克·福斯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埃里克·福斯特说：“叔叔一生最重要的旅程是去延安。他常说，没有董健吾先生的帮助，也许就不会有《红星照耀中国》。”

董闯说：“爷爷生前说过，他和斯诺曾有过约定，来日必相见。今天能在这里与斯诺的后人相见，我为能完成两位先辈的伟大夙愿而感到无比欣慰。”

90年前，一位“红色牧师”护送一位美国记者穿越封锁线，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延安。90年后，他们的后人用一次握手，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斯诺在书中隐去了他的名字，但历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