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遭到否定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简单地说成是一个“停滞时期”，毫无成就可言。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团漆黑。勃列日涅夫执政期前期的业绩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他上台以后，很快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草率改革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取消“工业党”、“农业党”，恢复统一的党的组织，同时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被公认为苏联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其结果使得1966—1970年生产总值年均增加达7.4％，5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50％，而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终于赶上了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总的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连年滑坡，但始终保持着增长，1971—1975年年均增长率为6.4％，1976—1980年为4.2％，直到80年代初，这一数字还有3.6％。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为苏联综合国力最强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个时期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是苏联历史上最高的。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在发展中孕育着危机的时期，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停滞时期”。

当然，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要还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而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国民经济也迅速恢复。所以，要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要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进程。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是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20大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在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在赫鲁晓夫时期批判的主要是斯大林个人，以及他在领导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由此发展到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制度说成是沙皇制度的变种，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或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没有民主、自由。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甚至连“扭曲”的和“变形”的社会主义也够不上。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斯大林之所以犯了种种错误和“罪行”,主要根源在于制度；而要防止这些现象，必须彻底抛弃这个制度。这些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斯大林执政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确实有过不少重大的失误和错误。但这不是当时历史进程的主流，正如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评价斯大林时说的：“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

随着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者已经不以否定斯大林为满足,还进一步直接诋毁列宁和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和临时政府的无能而发动的一个阴谋”；由十月革命引起的国内战争是一场“骨肉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布尔什维克党是这场战争的“造因者”，应对人民群众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负责。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因为“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因此，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如果革命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以后就中止，那么俄国就可以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可能早已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了。而如果不搞二月革命，俄国也可以在沙皇统治下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要在农村形成一个富农阶级，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至此，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便完全暴露无遗。

早在1947年初，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报告中就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他说：“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受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53年初，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继承和发展了凯南的思想，他在国会证词中说：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出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自此之后，美国历届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布什和小布什等等，都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通过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通过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错误和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无限夸大，来实现他们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通过这些活动，企图搞乱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甚至不择手段地引导青年走向堕落，以达到他们瓦解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向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反共势力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和手段是直白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卑鄙性，是会让全人类感到羞耻的。当反法西斯战争行将结束、美苏两国还处在结盟关系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杜鲁门总统在场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说：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使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的，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就针对这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要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事实证明，这种转变，绝不是要让这些国家富起来，强起来，而是要使它“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

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说：“最近十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炸毁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苏联解体事件也做了沉痛的反思，他说：“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这就是演变的结果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