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井冈山不仅是景色宜人的名胜风景之地，还是永垂史册的革命圣地。在这里，红军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毛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粟裕、黄克诚、谭政等58位开国将帅战斗过的地方，走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央红军的根。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毛主席带领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只战斗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那么，红四军为什么会失去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离开井冈山之后去了哪里？一路遭遇了什么战斗？

1928年底，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命令各路部队于1929年1月10日前进入指定地点，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最后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

面对严峻的局面，1929年1月4日，由前委召集四、五军军委及各团干部、边界特委及各县的代表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袁文才、王佐等6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传达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2.通过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3.讨论如何迎击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会剿”。

在讨论如何应对国民党军的“会剿”时，会议产生了激烈争论。陈毅说会上有三种意见：

“第一派以守为攻说：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的力量，凭借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俟其疲敝，然后夹击消灭敌人。第二派死守主义：断定井冈天险敌人不能攻破，因此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准备两月时期即可得最后胜算。第三派抛弃边界说：红军应打圈子，到别处另图发展，不要在边界死守。如此才能保存边界党及群众组织。”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是不利的。加上冬季已到，我军物资困难，虽有群众援助，也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于是决策：

“我们对敌人要取积极的进攻态度。一切保守、死守、脱逃、悲观、最后一拼的办法都不对，都足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断定敌人的崩溃，反动政局的混乱，加上红军内部团结及群众拥护，边界地形险要，我们可以对付敌人，至少敌人不消灭我们。”“决定以二分之一兵力加上边界群众总动员应付边界四周敌人的进攻力量，以三分之二（我军的主力）的兵力出间道，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因兵救援，则此次敌人之会剿计划可以打破了。”

当时毛泽东把这个策略称为“围魏救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同意，会议决定红四军、五军合编，五军三纵队编为四军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滕代远任团党代表。由彭德怀率30团和王佐的32团防守井冈山。袁文才升任红四军参谋长，随朱毛出赣南。何挺颖任28团党代表，29团因湘南受损，缩编为一个营，纳入28团序列。

柏露会议后，各部分头行动。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了井冈山，向赣南行动。毛泽东在井冈山共计一年零三个月。

1929年1月14日，根据柏露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悄悄下了井冈山，沿着山间小路，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行进。朱毛自己也没想到，这次转移竟是他们一生中最艰难和危险的经历。

1月19日，红四军占领了崇义县城，国民党军察觉了红军主力下山的动向。22日，红四军占领了大余县城。大余是钨矿之都，县城相当富裕。红军在这里住下休整，吃点好的，恢复体力。还打算发动工人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赣军李文彬旅闻讯赶来，红军住到第三天，遭到李文彬部队的袭击。

危急时刻，朱德组织部队掩护军部向城南方向撤退。31团与28团相互配合，且战且退，向广东南雄县的乌迳方向撤退。这是一场混乱的战斗，朱毛红军遭到了下山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各部相互之间失去联络，毛泽东、朱德与前委机关也都跑散了。在县城筹款来的1万多银元也丢失了。

根据李文彬当年给上司王均师长的报告：

“朱德、毛泽东窜至大余，我21旅全部跟踪追击，于1月23日在大余激战。因匪军占良好阵地，我军仰攻，延长一昼夜，至24日黄昏后，始将逆匪击溃，复经猛追，匪众四散逃窜。匪徒临走时，将枪支弃散于道，正在搜检者，尚不在内。”

红军抵抗了一昼夜。面对国民党军三个团，力量悬殊过大，导致红军的溃败。

红军向广东南雄的乌迳转移。乌迳属粤北山区，与大余直线距离虽然不过五六十里，但中间隔着大庾岭，翻越十分艰难。陈毅回忆：

“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平头坳就因为找的向导把路带错了，遇到了敌人，以致吃了点亏。到南雄时，弄得我们狼狈得很。”

陈毅说的平头坳“吃了点亏”，实际上是吃了大亏。红军遭到当地民团的又一次打击，伤亡不小。短短三天内，红四军连连败退，官兵伤亡严重。最令人痛心的是28团党代表何挺颖和张威、周舫两个营长先后牺牲。何挺颖是陕西南郑人，曾就读于上海大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参加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书记和党代表。朱毛会师后，何挺颖任31团党代表，与团长朱云卿一起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何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干部，所以在下山前将他调任28团党代表。下山后他在大余战斗负伤，结果在夜行军中，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从马上掉下来，被马踩死了。

随军的曾志回忆：

“我们到了山岗上，一看后面是很高的山，下面是很深的沟，追兵已离我们不远，别无选择。我们军部、前委、工农委一共一百多人，一个个从山头上向下面的山沟滚下去。幸好山坡上石头不多，草木也较少，滚下去，爬起来就跑。翻过一座山，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部队边打边撤，从早到晚没吃没喝，急行军一整天。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指战员们一个个疲劳极了，只要一停下来，大家站着就睡着了。”

红军之所以遭到这样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没有向导，没有情报，红军就是瞎子和聋子。朱德后来回忆道：

“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离开乌迳后，红军从南雄转入江西信丰境内。“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红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连战皆失利。”

红军从信丰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寻乌县境内。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与朱毛取得了联系。古柏告诉朱毛，寻乌境内有个罗福嶂，地形如同井冈山，可以坚守，还有土豪可打。按照他的指引，2月1日红军来到吉潭镇项山脚下的圳下村宿营。

朱德、陈毅和红四军军部住在村中心一座叫“恭安围”的大围屋里，毛泽东的政治部住在了村西南角一个叫“文昌阁”的小庙里。红军走得非常疲惫，毛泽东、朱德估计尾随的敌军可能第二天早上才能赶到，于是决定部队在圳下村休息，待天亮后行军。

2月2日天刚亮，尾随而来的赣军刘士毅部一个团趁着大雾，向圳下村发起突然袭击。红军一时处于混乱之中。28团团长林彪带着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朱毛没有警戒部队，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国民党军都往村里冲，没人关注村外的“文昌阁”。听到枪声，毛泽东和贺子珍赶紧从屋里冲出去，从河上的小桥向山里跑，脱离了险境。国民党军包围了恭安围，从门口向里面开枪。朱德、陈毅等人被包围在围屋内，在第二道门口还击抵抗。当时二纵队第九大队住在军部西北面不到500米的地方，看到军部被包围，第九大队官兵在排长白在溪的指挥下，向敌人猛冲过去，打退了敌人。朱德带着警卫员冲出围屋，边打边向村外突围。

战士黎崇任回忆说：

“当时，朱德身穿一件军大衣，他身边一个警卫被枪击中。朱德很担心这名警卫，跑了几步，还回头看他。朱德穿着大衣跑不快，我们很担心，便大声叫军长把大衣甩掉。但他舍不得，跑了一里多路，到了小河边才把大衣扔下。小河不宽，水不深，战士们都涉水而过。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雪花满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也和战士一样，在寒冷刺骨的水中过了河。”

陈毅当时拼命向村外跑，被一个国民党士兵抓住。陈毅甩掉棉衣，正好扣在那个士兵头上，才幸运脱身。他晚年还心有余悸地回忆：

“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

红军突围的时候是仓促的、分散的。曾志和朱德的夫人伍若兰也向村外的山上跑。曾志说：

“天色刚蒙蒙亮，隐约可见枪声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跟随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班，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朱德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扔了。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机枪声也停了。看不清四周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水田里。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着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地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这时，天色已经发白，我看见山下的大路上有零星的队伍在行进。我想下山与他们会合，但没走几步，远处大批敌人开枪追了过来。我只好折回又往山上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我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

伍若兰突围中被敌军一枪打伤了腿，倒在地上，被国民党士兵俘虏。刘士毅听说抓到朱德太太，命令把伍若兰从寻乌押到赣州。伍若兰坚贞不屈，2月12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伍若兰牺牲时年仅26岁。

先前出发的28团到了山上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连长粟裕和大家听说军部被打散了，朱、毛下落不明，大家万分着急，“因为军长威信很高，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

毛泽东、朱德、陈毅归队后，红军集合队伍，翻越大山去罗福嶂。这是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红军到这来，暂时躲过国民党军队的追剿。

自井冈山出发以来短短半月，红四军一败大余，二败南雄，三败圳下，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好觉，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军出发时3600余人，到罗福嶂时兵员还有3000，枪支却不足1000。国民党军紧追不舍，地方民团也欺负红军。毛泽东感叹“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朱毛在这里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又争论得很激烈，后来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以终没有分开。

此时红军分兵，无疑更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朱德带28团在前面走，毛泽东带31团在后面跟。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重要建议：红四军自井冈山出发以来，沿途不断遇敌作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与以朱德为书记的四军军事委员会，是两级机关。在向赣南行军作战特别是遇到突发事变时，机构重叠诸多不便。为减少层次，便于机断，决定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指挥权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一手掌握。

会议之后，古柏来报告：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包围。毛泽东下令立刻转移，全军北上向瑞金方向行军。

这段路是最难走的。不仅因为山路崎岖，更因红军连吃败仗，被国民党军追着屁股打。衣衫褴褛，冻饿难耐。走了几百里路，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粟裕回忆当时的处境：

“时值隆冬，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上积着冰雪，穿的单衣已破破烂烂。我们的两条腿不停地走，每天少则四五十公里，多则六十多公里。夜晚，我们在夹被里装上禾草盖着睡觉；雨雪天，把夹被当作雨衣披在身上。因为一路急行军，炊事担子掉在后面，所以饭都是自己做。每人带一个搪瓷缸子，到宿营地，自己放一把米，放上水，烧起一堆火。一个班一堆，大家围着火睡。一觉醒来，饭也熟了。吃过饭，接着走。”

如此疲惫之师，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手里都拿枪，凭什么老被赶着走？总要拼一下嘛！2月9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城郊乌石龙，因不知城内敌人情况，仅派少量红军进城去侦察。城外的28团又被国民党军追上了。战士们憋着一肚子气。正好朱德在旁边，战士们故意大声喊：“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朱德大怒，吼道：“你们要打吗？打就打！”说罢，把大衣一甩，命令：“全团一个方向。1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2、3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43岁的朱德端着步枪，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一个反冲锋，把尾追的敌人打垮了，还缴了七八十条枪。敌人没有想到红军会突然来个反冲击，吓得转身逃跑了。当晚，红军到了瑞金城北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大柏地。

这天是旧历的除夕夜，村里家家户户正在准备过年。听说来了军队，吓得老百姓都从家里逃到山上，躲避起来。红军进了地主家，一看桌子上摆着鸡鸭鱼肉，还有酒，高兴地坐下大嚼起来。粟裕说：“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个精光。”酒足饭饱，红军干部战士纷纷围住朱毛，说不走了，就在这里跟白军拼了。

朱德、毛泽东看了地形。大柏地是瑞金通往宁都的重要隘口，四面环山，地势险要。从隘前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十里的隘路。两边丘陵不高也不陡，林木茂盛，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朱德、毛泽东、陈毅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刘士毅部。

深夜，在大柏地的王家祠，朱德、毛泽东、陈毅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议，对第二天的战斗进行部署：28团两个营和31团一个营埋伏在峡谷的东面山上，31团两个营和28团一个营隐蔽在峡谷的西面山上，形成夹击之势；特务营和独立营摆在入谷小道的丛林中，担负引敌人上钩的任务。为了确保敌军上当，朱德命令战士将一些烂草鞋、破衣服和几副伙食担子丢弃在山间小道上。

2月10日是大年初一。一大早，红军战士就进入预定阵地。灰蒙蒙的天空下起阵雨，战士们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等待是烦人的，也是激动的。下午3时许，刘士毅的先头部队两个团，看到道上的烂草鞋、破衣服和伙食担子，以为红军刚逃走，便闯进了大柏地谷口，进入了红军布下的“口袋”。随着朱德一声令下，埋伏在峡谷两边的红军向敌军发起了攻击。敌军进退不得，只好垂死挣扎。双方肉搏激战，红军歼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缴获800多支枪。敌团长混在士兵中逃跑了。刘士毅闻讯，不敢再战，率余部退回赣州。

大柏地之战，红四军取得了离开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彻底打垮了尾追多日的国民党军，使红军在瑞金站住了脚。这是起死回生的转折。当年9月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至二月中旬（正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萧致平、经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故地重游，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他写了一首《菩萨蛮·大柏地》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