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如何先于军事斗争在经济上打垮国民党政权的？

——从三类货币的金融决战说起

提起解放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场硝烟。然而，在战场之外，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同样决定着历史走向。

1948年8月，蒋经国坐镇上海“打虎”，以铁腕推行金圆券改革，试图挽救崩临崩溃的经济。70天后，这位“打虎英雄”黯然离沪，金圆券成为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各解放区发行自的货币，用“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打赢了这场经济战线的金融战。

董筱丹、温铁军在《去依附》一书中揭示了这段被忽视的历史：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经济战线上的失败远比军事战场更严重。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的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还因为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一、民国货币的“三国杀”：法币、抗币与伪币

抗战时期，除了军事上的斗争之外，还有抗币（抗日民主政府所发行的货币，也称边币）、法币（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和伪币（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汉奸伪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

三类货币之间相互斗争，形成复杂的博弈格局。1941年大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在解放区和敌占区都自由流通，法币在敌占区市场占优势地位。当时法币在美英等国家的支持下，币值没有猛烈下降。日本在敌占区大量发行“联银券”“中储券”等伪币，收兑法币，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银行去换取外汇（美元和英镑），向国际市场上套购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因此，它们仍让法币自由流通，并不希望法币迅速贬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从上海等地攫取几十亿元法币，同时没收美、英等国在这些地区开办的银行，这样用法币来换取美元、英镑的桥梁也因此断绝了。随之，日本就从利用法币转向驱逐法币，把几十亿元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用来攫取大量的物资。同时大量发行伪币来代替法币，以弥补它们的财政赤字。因此法币就迅速跌价……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法币的价格还是时而跌落，时而比较稳定。而且由于日寇滥发伪币，伪币的币值从1944年起猛烈下降，跌落得比法币更加迅速。

国民党则自始至终、完全不承认“抗币”的合法性。在国民党的法理框架中，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一套合法货币体系——法币。边币被定性为“非法货币”，根据地银行被称作“伪银行”，边币流通区域被视作“叛乱地区”。这种不承认态度贯穿整个国共合作时期。即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也从未在法律层面认可边币的地位。国民党对付边币的手段，包括：严禁边币进入国统区、利用法币优势挤压边币、向根据地倾销贬值的法币，这与其“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政策是一体的。由于法币长期是“长脚”，可以在国统区和根据地流通，而边币只能在根据地使用，是“短脚”。这种“长脚”与“短脚”的差异，让共产党在货币斗争中处于天然劣势。边区内部商品流通所需货币量，有一部分被法币取代，导致边币流通量不足与商品量矛盾尖锐化，引发通货膨胀。

然而，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共产党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货币逻辑。

二、国民党的金融自杀：从法币崩溃到金圆券闹剧

法币原本是进步的币制改革成果。1935年推行时，以国家信用取代白银作为货币本位。法币的推行，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自明朝以来的白银币制，也使中国越过西方在银本位后较为盛行的金本位，直接演进到纸币时代。这一币制的“彻底”改革是中国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为中国接下来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超过14亿元，尚能维持稳定。但1945年抗战胜利后，局面急转直下。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被战争所压抑的矛盾加剧反弹，货币调控与反调控成为各派系争夺资源的手段，加之国共内战仍要进行庞大的财政消耗而国民政府却很难再获得英美苏等国家的大额援助，遂使从法币问世就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在1945年以后越来越失控，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失败后冲至疯狂的顶峰。

从实际数据看，1936年是法币启用的第一个完整年度，这一年国民政府的收支逆差为33％，用今天的标准看已经很是危险（1987—198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支逆差一度达到25％，就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40年，收支逆差比例已经上升到了87％；1940—1945年中只有一年逆差低于70％；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这一比例为81％；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内战，收支逆差仍保持在60％以上。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运作就已经捉襟见肘，国债贴现率高达45％—50％，增发货币遂成为国民政府唯一可行的理财办法。 其结果，流通纸币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扩张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的5569亿元，1948年年底已狂升到245589990亿元。 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世所罕见：以1936／1937年为基期，1945年6月上涨到2133倍，1948年8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前是725万倍，新中国成立前夕是31667万倍；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是两头牛，1941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9年5月是0.00245粒大米。 分时段来看，1937—1945年属于温和通胀；1945—1948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1948年后货币发行和物价增长近乎失控，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仅8个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是全面抗战期间的货币增加倍数的2倍多，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

上海的史实表明：当一个政权连货币信用都无法维持时，它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三、共产党的“物资本位”货币体系实践：根据地金融的逆袭

与国民党的金融自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另类货币政策探索。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按协议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抗战头几年，边区财政以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部分经费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财力物力援助作为主要收入来源。1940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1941年皖南事变后，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 毛泽东曾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开始生产自救，同时紧缩开支、增加税收。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通过决议：发行自己的“边币”，禁止法币流通。首批边币面额一元、五元、十元，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行使国家银行职能。同一时期，各根据地纷纷建立自己的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年3月在山西五台山成立，是最早的一家；冀南银行1939年在山西黎城县成立；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到抗战胜利时，各根据地共建立15家银行，发行货币达145种名称。

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有一条根本原则：以实物为发行准备。

陕甘宁边区银行在行长朱理治的领导下，除了强调银行贷款的生产性，加大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外，放款方式也采用了多样化的折实措施。1942年，银行决定农业放款采取实物贷款办法；工业放款采取订货办法，将来以货还本；商业放款，除小型带救济性质贷款外，亦采取订货办法。以农贷为例，银行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如1942年发放的400万元农贷，除延安、甘泉、子长等部分地区实行现金放款外，其余基本采用实物贷款。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农贷折实“帮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给银行保本保值，使农贷得以周转下去，对私对公都是合理的”。

解放战争时，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到山东解放区来访问，他看到抗币没有法定含金量，没有金银储备，也得不到美元、英镑的支持，却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奇迹。他问当时山东主管货币政策工作的薛暮桥：抗币定什么为“本位”？薛暮桥答复道：“我们采取的是‘物资本位’。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

实践表明，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但其币值很稳定，市场物价也很稳定……因为根据地工商局手里掌握着大量物资，如果发现社会物价上升，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少了，而流通的货币多了，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工商局就向市场出售储存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而如果发现物价下降，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了，而流通的货币少了，这样会谷贱伤农，根据地政府就增发货币，开动印钞机印钱，收购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物资，充实库存……通过大量物资储备、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创新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政府的山东币，实现了与实行金本位的美元一样的币值稳定、物价稳定……

结果，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还成为周边地区的储备货币……因此，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却实现了币值的相对稳定。

到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货币体系已相当成熟。194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人民币。

至此，共产党已准备好接收全国金融体系。而国民党那边，金圆券正在加速奔向它的末日。

四、结语：经济战线上的革命

淮海战役中，543万支前民工推着小车，把2.3亿斤粮食送到前线。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经济战线。

共产党打赢金融战，不是靠外国援助，不是靠金融技巧，而是靠土地改革。当一个政权获得占全部人口88%的农民的支持时，它就获得了最坚实的“货币发行准备”——不是黄金，不是美元，而是亿万农民的劳动和信任。

国民党搞金圆券，本质上是向老百姓“抢钱”——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汇，换回一堆废纸。共产党搞人民币，本质上是让老百姓“存钱”——农民有了土地，有了余粮，有了储蓄的意愿和能力。

两种货币逻辑，决定了两种命运。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1.42亿美元的硬通货。但他们带不走的，是已经彻底丧失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