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44年，当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在走向胜利时，中国正面战场却发生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溃败。60万军队被消灭，30万平方公里国土沦丧。同一时期，共产党敌后战场却发起局部反攻，军队发展到65万，根据地不断扩大。一个一触即溃，一个逆势扩张——谁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近年来，“国民党是抗战主力”的论调在网上流行。一些人列举正面战场的会战规模和牺牲人数，试图颠覆传统认知。判断“中流砥柱”的标准是什么？是打了几场大仗、牺牲了多少人，还是谁在关键时刻稳住了局面、谁代表了进步方向？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1944年，当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在走向胜利，日军已成了强弩之末，然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自193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忧患最深的一年”。而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发起局部反攻，根据地不断扩大。这一对比，彻底戳穿了“国民党是抗战主力”的迷思。

一、1944年：胜利前夕的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

抗战进行到1944年年初，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交通一天天困难，为与南方军保持联系，迫切感到有必要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同时除掉在桂林、衡阳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轰炸机空袭日本。日本支那派遣军从国内和关东军得到20万援军后，同年4月开始发起了“一号作战”，投入了兵力约51万人。

日军首先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40万军队一个月内全部崩溃。最可悲的是，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结寨自保的乡绅百姓怕败兵滋扰还沿途将其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此次中原之战，日军伤亡仅4000人，便将平汉线打通并造成河南大部沦陷。

5月下旬，日军又向湖南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6月占领长沙，8月占领衡阳。国民党政府在惊慌中实施疏散，未能很好地组织，致使上百万难民到处奔逃，道路堵塞，前方和后方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11月间，日军进占广西各重镇，随即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并以一部进入贵州独山，造成重庆震动，国民政府一度准备迁都西昌。

1945年1月，日军继续进攻，打通了武昌至广州的铁路，掌握了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同时还占领了福建、江西的一些重要城镇。国民党军在日军这次进攻中损失了60万军队，丢失了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并有40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军在兵力数量上不仅拥有很大的优势，武器装备通过美援也得到改善，而且占优势的美国航空兵曾大力出动支援，给日军白天的地面行军和后勤运输造成许多困难，然而国民党战场却仍然出现溃败，还丢失了衡阳、桂林、赣州等重要的空军基地。

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是其腐朽无能的最后证明。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16亿美元外援的政权，在胜利前夕尚且如此不堪一击，怎么能称“中流砥柱”？

二、同一时期：共产党敌后战场的逆势反攻

与国民党的溃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的共产党敌后战场却在发起局部反攻，不断扩大根据地，消灭孤立的据点。

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又丢弃了大片领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并将日军在1944年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作为扩大解放区的重要目标。当时有人称：国民党把什么地方丢给日本，共产党就会马上派军队进到那里建立解放区。

在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军民广泛开展拔据点，夺取边远的城镇以压缩敌占区的攻势。在夺取了大片农村和不少县城后，日军和伪军基本上都被挤压到主要交通线上。

1944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主力告别了进行了三年大生产的南泥湾，并偕同延安干部大队开始了远征湖南、广东的新“万里长征”，部队于1945年春夏之交进入湖南境内，并准备下一步向广东发展，以会合东江纵队，建立华南根据地，以便将来内战爆发后在全国战略格局上“造成南方一翼”。

与此同时，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王树声等部进入河南，在国民党军丢弃的豫西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同鄂豫边地区的李先念所率的新四军第五师相呼应。

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新的鄂豫皖中央局，派当年在此战斗过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重返此地担任书记，重整旧部，恢复过去横跨三省的鄂豫皖根据地。

为发展湖南、湖北交界地带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当年在洪湖战斗过的红二军团师长贺炳炎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部分干部和精干部队返回湘鄂边地区，建立江汉军区，准备在当年洪湖苏区的那片平原上重建根据地。

莫文骅等原广西红七军干部也接到中央指示，要他们准备率队重返广西，利用日军刚刚占领该地的混乱局面建立根据地。

粟裕所率的新四军一师和原六师之一部也在1945年年初渡过长江进入苏南，直插京沪杭三角地区，在日伪顽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随后又向浙东、皖南发展。

经过半年的反攻，敌后战场上新近解放了1000余万人，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到65万人，至1945年4月扩大至91万人。

抗战胜利时，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三、驳“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论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讲历史时，总抱怨抗战爆发有利于共产党。对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军队的表现，国共双方的宣传材料和史书中也有不同的写法。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共产党则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一些西方人士则利用这些材料，再加上自己的偏见，大力贬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那么中共在敌后真的是“游而不击”、“乘机坐大”吗？

事实一：只有“抗”方能“大”

客观而论，敌后的解放区战场上确实没有打过大的战役，不过小规模的游击战的确是开展得轰轰烈烈。与正规战相比，游击战争没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声名，然而在数十省范围内全面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游击战争，到处袭击和零星地消灭日军，这样对抗战全局仍起到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敌后战场能拖住侵华日军半数左右的兵力，对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像国民党战场上那样大规模的会战，没有火炮、连子弹都极为缺乏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本没有条件打，可是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的战果仍很辉煌。

至于“游而不击”而能“乘机坐大”之说，则根本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准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在日本侵略者后方开创广阔的根据地并坚持下来，是一件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因为敌后只要有抗日军队活动，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的日军马上会以重兵“扫荡”或“讨伐”。八路军只有坚决击敌并打退日军“扫荡”，才能坚持生存下来，

可见，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他们自己的部队却在敌后无法生存。如仔细计算起来，国民党在战争初期留在敌后的军队比共产党挺进日军后方的军队数量要多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在敌后生存。

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进中原时，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针。看到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会上马上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也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接着，他宣布准备派前线1/3的兵力到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例如鹿钟麟率部进入河北建立冀察战区，同时山东和苏北敌后又建立了以韩德勤为首的鲁苏战区，总计先后有50万以上的军队进入敌后打游击战。

国民党军过去不会打游击战，为了训练游击战的干部，蒋介石于1939年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请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八路军教员任课。共产党的教员们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战的根本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蒋介石向华北敌后派遣部队时，又舍不得牺牲自己的中央嫡系，派出的又大都是杂牌军，对他们很少给予补给。例如在山东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便三年没有得到中央的供应，自筹粮食又很困难，最后只好让八路军协助他们撤离返回大后方。

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建立不起根据地，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夺则更结怨于老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真的陷入“游而不击”、东躲西藏的状态之中，这样自然无法长久生存，或逃回大后方，或投降日本当了伪军。如进入敌后的国民党军如庞炳勋、孙殿英等部对抗战前途日益失望，投降日伪当局后，被改编成汪精卫政府指挥的伪军。还有部分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也遭消灭。这样，1943年以后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军基本被清除，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坚持下来。

事实二：战功卓著

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便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首先就要涉及用什么尺度看待当年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功绩。有人只是单纯地使用对抗日军这一把尺子，就是只从表面数字看谁同日军打了多少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和片面的。

国民党当局作为国家的执政者，拥有几百万军队和外国16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本应充当抗战的主角。但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总体表现是非常糟糕的，特别是正面战场后期的惨败又令全国人民痛心和失望，大后方民众对政府的怒骂指责无日无之。

从抗日战争的战果看，以国民党军拥有的物质条件衡量也是令人遗憾的。人们可以看以下几个数字：

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共死亡2000万人左右，加上负伤人数，伤亡总计约3500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统计的伤亡总数为320万人，其实这一数字很不完整，因为失散、失踪的大批部队和人员并未列入统计。

同期内日军在关内战场上伤亡总数为133万人（其中死亡40万人），另外其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伤亡也在4万人以上。

在日军这些损失中，国民党军的战绩有多少呢？国民党的对外宣传数字是毙伤日军共276万人，这明显夸大过甚。在台湾蒋纬国主持编撰的《抗日御侮》的战史书中，经考证的数字是毙伤日军共87万人，这个数字应该说还比较贴近实际。那么，除国民党军的战果外，在华日军（不含苏军对付的关东军）还有50万人的伤亡是谁造成的？除了极少数自发的民间武装抗击，基本上都应算做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战绩。

日本投降后不久，延安总部便汇集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游击队的战绩，宣布共毙伤日军52万人，对照其他各方的数字，应该说这一宣布的战果与实际应相差不多（战时的统计往往会有些误差）。

若论起物质条件，国共双方真有天壤之别，解放区战场有这样的战果真是相当不易。据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共死亡18万人，负伤45万人。另外，解放区战场参战的民兵游击队也有重大牺牲，可惜因当时的条件困难没有能准确地统计。

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对促使东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通过战争也提升了国际地位，并避免了亡国危机。

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经过八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事实三：作战频繁

近些年来，国内的书店和电视屏幕上充斥着表现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的内容，导致许多人都出现历史认识误区，似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才是抗战主角。

当年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经济水平和武器都落后于日本，抗战主要靠什么战法才有效？是国民党打正规战管用，还是共产党坚持的游击战有效？从表面看，正规战规模大并有较强的影响力，而打了就跑、到处由小仗构成游击战确实貌不惊人，然而弱国对付强国最有效的办法恰恰是持久战、游击战。

国民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打了22次较大规模的会战，共产党方面除了一个百团大战外没有打什么大仗，一些人就贬低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场的功绩。不过若从抗战全局看，看似不起眼的游击战更能拖住日军并逐步削弱它。

看看国民党战场打的22次正规的会战，到底有几次胜仗？直至1945年春天，日军还能击溃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只有在滇缅战区处于绝对劣势且有美、英、中三军协同而例外。

在解放区战场，日军却被“土八路”搞得焦头烂额无法应付。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以及群众抗战，仅有简陋的武器又得不到外援，在此情况下只能以游击方式在八年间同日军打了12万次小仗，毙伤日军约52万人，平均一仗不过歼日敌5人，却能积小胜为大胜。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丢失的2亿人口的沦陷区中建立起19块根据地，解放了1亿人口，等于收复了一半失地，这是阻止日本灭亡中国的最大障碍。

侵华日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到八路军，也用“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八个字来概括。

世界现代战争史证明，小国弱国要对抗大国强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游击战、持久战。后来越南中国的榜样，用游击战法拖得美国无可奈何被迫撤走。试想，若越南或是如今的阿富汗塔利班同美军打正规战，不是早就被消灭了吗？

事实四：牺牲巨大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北支那方面军”总司令后，吸取前任多田骏的教训，加快“囚笼”政策的步伐，并采取了更为毒辣狡猾的“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政策，造成大片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日军的“扫荡”也更加频繁，仅1942年内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便进行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77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5次。

富饶的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一度失陷，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当地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日军的心腹大患。冈村宁次为了消灭冀中八路军主力，从1942年5月起组织日伪军近10万人（其中日军5万人），对冀中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日军采取了“铁壁合围”等一系列新战术，并以汽车、火力机动运载兵力迅速机动追击。当时八路军冀中部队损失重大，被迫向平汉铁路以西突围，当地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成游击区，地方党政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群众伤亡也很大，造成了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在冀中大扫荡还未结束时，冈村宁次又命令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对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进行突然袭击式的大“扫荡”。日军还挑选了200多精悍官兵组成“挺进杀人队”，伪装成八路军，分两队昼伏夜行突袭八路军首脑机关。他们伪装得比较巧妙，所到之处也帮助老乡扫院子，一路上躲过了根据地军民的盘查而实行了偷袭。此时八路军总部一时警惕不够，发现敌人潜入根据地袭击分队和外围的大包围都比较晚，转移时又有成千非战斗的机关、学校和勤杂人员而导致行动不够快。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总部机关虽突出日军包围，人员牺牲也不小。

除破坏抗日根据地外，日军还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日军在许多地方制造“无人区”，杀光当地的居民，焚烧村庄，掠光粮财和可用物资，还破坏水源。与此同时，华北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根据地天灾人祸交加，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到1942年年末，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两年前的8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军队供应陷入困境。八路军部队因粮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有时只好剥树皮。由于当时饥饿的老百姓也靠扒榆树皮吃活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还专门下令部队不许扒榆树皮，以免与民争食。当时生存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四：艰苦卓绝

为振奋全国民心，制止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妥协，经彭德怀主持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提议，并得到延安总部同意，八路军从1940年8月20日夜间起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铁路交通线，也拔除了敌人深入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彻底破坏了敌重点掠夺的井陉煤矿。

百团大战作为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立场，并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

不过从当时八路军的实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水平看，发起这样一场以攻坚为主的作战，也超出了自身的作战能力。当时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攻击日军的坚固据点时，八路军因缺乏火炮，主要靠送炸药包、爬梯子，损失不小而战果有限，一些部队就些伤了元气，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时，据统计3万多部队只有1万八路军出师。多支枪，还有些人扛着长矛，每支枪平均又只有30发子弹，随后因耗多补少还普遍达不到这一数字。

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参加八路军时，发现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行军时为了不暴露弹药奇缺，战士们只好将高粱秆掰成一段段装进子弹袋使其显得很满。这一情况，在整个抗战期间的敌后战场是普遍现象。

解放区枪支弹药的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是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由于日军极为凶悍，即使被包围也往往会顽抗到最后一枪一弹，打伪军时缴枪缴子弹才多一些。后来解放区兵工厂也生产少量子弹，却主要是靠拾回的弹壳复装，但其质量很差，只有手榴弹、地雷能依靠自产保障。

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游击战为主。主要打能有俘获的伏击战、袭击战，不能摆开堂堂之阵拼火力。

抗战期间敌后各根据地分散作战，弹药随缴随补随耗，没有准确统计。不过通过各战略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可概略估算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子弹总消耗量在3000万~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当时火炮极少可忽略不计）。

除去反顽作战的部分消耗，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伪军的战果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军消耗约30发子弹、7枚手榴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一些主要战斗统计，也证实了这一消耗量估算基本准确。如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上报统计数字是：共消耗子弹70万发、手榴弹12.6万枚，毙伤日军2万人、伪军5000人。这样算来，毙伤一敌平均只消耗子弹27发、手榴弹5枚。

新四军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仗──车桥之战的统计是：毙伤日军465人和伪军483人，共消耗子弹9993发，平均杀伤一敌只消耗12发子弹，是效用比很好的一仗。

这一战场弹药消耗比例之少，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平均毙伤一名敌军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军队平均毙伤一敌则要消耗子弹5000发。

对于财大气粗且注重保存自己士兵的美军来说，后来更强调用“火力覆盖”消灭敌军，在朝鲜战场上毙伤一敌平均消耗子弹2万发，而到了越南战场平均要消耗10万发。这简直是对可能有敌人的地区盲目瞎打！这样的仗中国人打不起，抗日战争中的敌后解放区军队更打不起。

国民党军队的弹药供给条件，比共产党的军队要好得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政府有16亿美元的外援，大后方有较大的兵工厂，还有统一的供应机构，消耗弹药统计还比较全面。据战后统计，战时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枪2359万枚。国民党军抗战取得的战果，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书中统计，共毙伤日军85万人。

国民党军消耗弹药中有少量用于同共产党军队的摩擦和内部训练，不过杀伤日军也有一部分是中美联合空军所为，两相抵消，大致可算出，平均消耗子弹2000发、炮弹12发、手榴弹30枚才能毙伤一名敌军。

参加过侵华的日军官兵普遍承认，战争初期其火力强于中国政府军，后期“重庆军”因得到美援在弹药投射量上已占优势。“中共军”在战争期间的火力一直很弱，不到百米内很少开枪，一旦交锋便马上抵近射击、投手榴弹并以刺刀或大刀肉搏，那才是最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

在抗战中，国民党平均毙伤一名敌军仅子弹就要消耗2000发，共产党的军队毙伤一敌只能消耗子弹30发。这既说明了两个战场物质条件相差极为悬殊，也反映出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低下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

四、结语：一把尺子量不出抗战的全貌

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外，更重要的是看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年拥有的兵力、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的侵华日军外，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语句表达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时，在国统区到处看到腐化气氛而义愤填膺，在陕甘宁边区却为清廉奋斗所感动。随后他到处宣传，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逃台后其史书多叹息“赢得了抗战却丢失了大陆”。

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时的发展又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抗日战争最大的成果，是中国革命力量在战时得到大发展，这样战后仅四年便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