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红军长征记》是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最早的回忆史料集。其中李月波写下的《我失联络》是反映掉队红军惊险经历的回忆录文章。在长征中掉队是难免的事，许多掉队红军因此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杀害。从作者的文章中也可以感受革命的艰难，生与死的搏斗，感受到鲜血、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

《红军长征记》是由数十位长征参加者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长征见闻录，也是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最早的回忆史料集。其中一个叫李月波的红军干部写下的《我失联络》是唯一一篇反映长征路上掉队红军惊险经历的回忆录文章。土城战斗后，他因做收容工作掉了队，先后经历了被民团包围、开枪突围、被恶狗追山、被八旬老婆婆藏匿、被土匪打劫、被区长的儿子抓住要“就地枪决”等生死考验，最终以坚强意志追赶上部队，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在长征中掉队是难免的事，许多掉队红军因此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杀害。这篇文章没有回避这些事实，我们从作者的文章中也可以感受革命的艰难，生与死的搏斗，感受到鲜血、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

一九三五年二月底在土城作战后，急向长江边推进。七天七晚急行军，又下大雨，路程难行，身体又有病，局长命我到四师帮助工作。结果四师已出发了，没有跟上队伍，只好随友军行走了数天，同后面收容队配合做收容工作。有四个新兵连掉队的，还有事务长一名一路督促他们赶上队伍。那天命令到木宜宿营，结果队伍没有宿营，一路向海坝前进。只留下一连队伍等着病号。那天我走到下午八时才到木宜，连队正要出发，对我们说队伍向海坝前进了。当时我们肚中饥饿，就在木宜弄了饭吃，以后就跟着路条前进，不觉走了四十里，就到了营盘山。哪晓得迷了路，没有赶到。第二天是旧历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闭着了门，路上并无行人。走了里余路，遇到一老汉，就借问走海坝的方向。当时我们心中就恐怖起来了，怕民团搞我们的鬼。我将自己的手枪套子扯丢了，只留光手枪插在腰里，上了顶头火准备着。走到离管盘山八里路的地方，有一间小茅房。大家商议:这里人家少，好弄饭吃，吃饱了饭，有精神好赶路，我说:“再走数里更好些。”他们不同意，我也没法子，就同他们几人进到房子弄饭吃。那茅房的东家姓张，我们向他宣传了，那姓张的非常高兴，说:“红军在这路已过了三四天了，对我们百姓好，红军真是救我们贫苦人的。”当时就弄饭给我们吃，一边说到海坝的道路。还没有一点钟的时候，就听得大路上有人飞跑的脚步响，好象向我们来的样子。我当时对大家说:“不好了，外面有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外面来了民团十余名。都拿着枪，一声呐喊:“快缴枪来!”各个把枪瞄着我们，不准我们动。当时那些新兵就缴了枪，把我的包袱也拿了去，我只背着一个皮包，当即要我们到外面去，他们也都出了房子。为什么要我们到外面去呀?因为是正月初一日，讲封建，不能在人家家里用枪打死人。那民团队长手拿着一枝盒子枪，站在大门边，叫我快出去。我就说:“弟兄们，都是在外面当兵”民团说:“你的枪快交出来，就无事了。”我说:“没有枪，我是病号掉队的，那里有枪?”民团就不再把枪瞄准我了，只要快出去。那时十分危急，生死关头，我心中暗想:“一定是没有活命，只有与他拼了再说，一个换得一个，也不蚀本了。”我一面与他们说好话，手插在腰内，就望外面走。只见他们在用绳子捆人了。我出门时，民团队长还是手拿着盒子枪，拦门站着，我当即掏出手枪，一枪正打着胸膛，由背上出去，他就倒到地下。我两眼一望，只有左前方有一条小路上山，没有人放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拔腿就跑。那些民团一连放了两枪，我连回他三枪，他们就不敢急追了!那时我两条腿无力了，将帽子皮包都丢了。民团看见丢了东西，就去检起来再追。右边来了一个民团，没看见我，我一枪打去，他就倒在地下。那时拚一死活，民团随后追着大喊连天，放枪也打不中我。跑到前面有个树林，我迅速通过树林，那边有座大山，就上山向小路逃。那时我实在不能跑了，就在路旁二百米远的茅草里躲着。身边取出子弹装满了手枪，准备与他拚个死活。民团找不到我，就是我的生路。正想着，只听民团向山上飞跑追赶，大喊大叫。我望见有十多人，还听见有人说:“走得这么快，追不到了。”还有些说:“跑到哪里去了，除非上天。”我就不停地转移地方，转到茅草窝里，刚刚藏好了，那些民团转回这山上，找来了百余乡兵，还带着十几个狗搜山，好比打野兽一样，乱七八糟弄了几个钟点。天色巳晚，民团各自回家。我看见民团走了，心中好比开了一把锁，好比又出了一回世。那时我昏昏沉沉的，不知往哪边走，赶队伍是不可能的，天色黑沉沉的，我便横山而行。

群众是我们的

连过了好几个山头，到半夜时，也不知方向，坐在山顶上，只听得山中野兽叫起来，吓得心惊肉跳，拿手枪准备着。远听山下有狗咬的声音，不知多远，我向那狗咬的方向去，不觉又走了五六里，有些种玉米的地，就知道不远有人家了。沿小路而行，不久就望见一茅屋，周围附近都没有人家，就是单独一家。我轻轻的摸到门边听听里面有多少人，说些什么话。只有一个老婆婆，年将八旬，有二个男子，一少年妇人，谈的都是家常话，烧了一炉火烤着。我叫了一声，内面就问:“是哪个在外面呀?”我答:“大哥，逃难的，请开门让我烤烤火好吗?”当时那妇人就说:“你到别地方去，我们这里不能烤火，别处人家多些!”我苦苦哀告，说了半点钟之久，那妇人的丈夫オ开门问:“你是哪里来的，穿的一身军服，莫非是红军吗?”答:“我是民团缴枪给红军的，逃走回家迷路在此。”“你家在那里?”“在贵州。”“哪一县?”“遵义府尚溪场。”“你家有些什么人?”“父母、妻，子只三岁。”那少年妇人就间:“你吃了饭没有?”我说:“没有。’她弄了些玉米馍馍和菜给我吃，我说:“多劳大娘做好事，修着你的儿女身上。”这话说得他们非常高兴。我就问:“大哥贵姓，此地叫什么地名?”答:“小姓黄，此地叫做黄家沟。”他又问我姓什么?我答:“小姓不能高攀，也姓黄。”他说:“你什么排字?”我说:“我父名福字，我是得字号。”这句话撞正了，他说:“不错，我们都是平辈人，一笔难成二个字，我们字辈排来，是财满福得星五字。”又说了些家常话。我问:“大哥家有几个公郎?”他说:“命苦，有一男一女，共计六人吃饭，家无寸土，在此租人家的地要还租，一年不够一年吃，真不得了，难以养活一家人，也是没法子。”当晚不谈了，把我送到楼上睡着，他说:“新正月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人，这些小事情有我。”第二天是正月初二日了，早起来弄了些高梁馍馍青菜。等大家一齐同吃了饭，又谈当地情形，民团怎样不好的话，我也没答他。他又说红军怎祥好，分地分房分东西，给贫苦人取消苛捐杂税，打富济贫，那样这样，说得很多。他又问:“红军是由遵义那边来究竞怎样，是不是分东西?”我答:“红军在遵义分了田地房屋给贫苦人是实，确实的打财主救贫人。”当时黄大听得很高兴。他的老母听得叹了一声:“我家穷了几代了，如若有这样世界我死了也甘心。”黄大到外面去了，婆婆移到我身旁来，细细声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呀。”我答:“不是。”她说:“你对我说实话，我也宽宽心，我家忠良世代，并不妨碍你。我今年八十一岁了。如若你是共产党我设法救你，日后你们得到天下时，与我后代分些田地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都愿共党来。”于是他全家都来了，站在我身边，那黄大说:“我看你也不是当兵的人，一定当排连长。”我说是当兵。黄大说:“你是共产党请放心，如若害了你，我全家人都讨不到好处。”当时我就说:“我是共产党。”便将因为怎样情形找不到队伍，迷了路不知去向才到此地等语，并将共产党主张怎样分田地等说了一些。他们大小都叹一声:“可恨营盘山保卫团”。黄大说:“我与你打听消息，看红军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告诉你，好去赶大队。”又说:“你穿的军服不好，我与些百姓衣服给你，如若有别人问你的时候，就说是我家来的亲友，这样好在我家休息几天。”不觉在他家过了五天光景，那日黄大听得消息，石湘子有千多红军过河，就带我去到石湘子去。初六一早启程，化装是拜年客。一路不谈，不觉到了，地名叫天福庙，那个地方很多民团。黄大就带我到他朋友家里休息。不久外面来个民团的队长，当即就问:“是哪里来的?”答:“在红军当佚子。”又问:“你是哪里人?”“遵义府人。”“你不是遵义人说话，好似湖南湖北的口音。”我说:“怎样不是?”“你是遵义人，我就问你遵义几个地名。”他说了一些，我一律答之，结果就检查我身上的东西。那时我的手枪，还在身上藏着，他来检查时，我把衣扣解开给他看，说:“队长，路上一来检查数次，如若有东西还留着做什么?送给你不好吗?”当时对他讲了几句客气话。他说他姓何，我说:“何大哥，这就遇着贵人，请大哥给我一路条，愚下也好通行。”他说:“不要，这周围附近几十里百余里，你说是何队长怎样与你谈了话，都没有关系。”并送给我盘缠铜元三吊，我说:“多劳兄长照顾，日后兄弟相见面谢。”石湘子是不能过河了，敌人多了不能去。那日就在本地客栈休息一晚。初七日晨不知向哪边走，又听说古蔺县有红军，我又向古蔺走。那日走了一百四十余里，离古蔺六十里名叫道草铺，我没有从街上过，弯了小路，走到那山上一望，大道上很多敌人队伍正向古蔺推进。我心中想，如若那里去，好比送羊人虎口，我想这次要想找到队伍，除非革命成功。我向山下走，遇着了一个收烟灯捐的。说是由古蔺来，那里边防军多得很，正在拉佚，向水田塞前进。我听得这话，又向道草铺走。看前面很多人，我把手枪放到那石崖下藏着，从那街上通过。当时有个李区长的儿子把我捉到，说我是共产党，要把我杀在这坪里，才出得他的气。这话是什么原因?因为李区长被我们保卫局捉到杀了，共计在那街杀了三个反动，打了五家土豪，所以他要随便杀几人来报仇。当有数十个老人家和妇人都来劝那个凶恶李区长的儿子，“李少爷，你父亲杀了怪不得这个逃难的客人，他又没有杀你父亲，何必结下无故的冤仇呢?”当即把我扯出来，我谢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在这街上受了惊吓，不敢走大路了，就找小路走。照原路找到我的手枪，再藏在腰里又走。不过十里路样子，走到山坡里遇到二个人，一个年约二十岁，一个约四十岁，大叫一声:“哪里来的!”答:“逃难的”。他叫我站着，要检查我身上。我说:“大哥，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检查数次了。”他一定要检査，我身上还有二十余元光洋，他搜出来了，我说了很多好话，要他还我五元做盘费，他还要杀我。我想:这正是个土匪，一定是初出茅庐的东西，当即拿出手枪给了他一枪，那二十岁的倒在地下，四十多岁的就跑，我又一枪打到他腿上，也滚到地下。我把钱夺回，跑了五十里都不回头，一直跑到硬地街。我把枪放在山上，然后才到街上去找人。一进街口有个大庙，庙里有我们三军团卫生部的伤兵二名。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博生县人。三人说了许多痛心的话，我就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觉到了初十日了，一个负伤的同志说:“你给我要口鸦片烟，我实在痛疼难受!”我就到一家烟馆去买大烟泡子，有四五个人谈起红军的事情:“红军真是好，我们这街上有红军寄的伤兵七八名，都要我们招待。担架佚是可以，只怕白军来把他们杀了，以后红军来了，怎样对得起红军。我们大家设法子，搬到哪里去才好，与他请医生调治。”那一个老汉说:“只有把他们送到不当大路的地方，就好，如若不保护他们，我们的良心坏了。他们负伤也是为着共产，都是南方人，回家去路程远，使他们快些好，赶到大队去，要尽力帮助医治。就是没有钱，也送点菜水和饭给他们吃，使他们好得快些。”

开小差的下场

我在硬地住了三天后，听说石湘子又有我们的队伍，于是我又去赶，走到营盘山、木宜之间，有一饭店，店老板姓孙。我走进客房，看见有二个人在里面哭起来，我就进去问:“你们是红军吧?”他说:“是的。”我问:“你是哪里人?”他说:“江西。道路数万里，不得了，回不得家，一定死在这地方了!”我问:“你们为什么不与红军一路去?”他说:“红军里苦。”我问:“在红军好些，在这里好些?”他说:“我们现在想回到红军里去，但是怕杀头!”我说:“为什么要杀呀?”他说卖了一枝枪，一把大刀，二人都是一样卖了八十个银毫洋，又被民团拿去了，现在吃饭的钱都没有。我问:“怎样办?”他说:“只好讨饭回家。”我问，“你家在江西哪一县?”他说:“你没到的，说起你也不知道，我家住会昌县，原在红军炮兵连当兵。”我看他们身上穿的破衣服，虱子满了，睡在草堆里，饭店主人要用棍子打他们出去。外面正在下大雪，冷得十分厉害。我就强迫着带他们归队，并向孙老板说:“谢谢你，日后还清吧。”我们一同到麻仙保归队。

后记：根据《我失联络》这部作品，推测李月波应为红军政治保卫局的一名干部，掉队后追上部队，并随部队长征到达了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保卫科科长。1942 年 5 月 25 日于山西省辽县 (今左权) 南艾铺作战中牺牲。时年 36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