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后,四川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久,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分成川康（成都）和川东（重庆）两大片区，均直属党的中央局(先后是南方局和上海局)领导。

1947年7月，成都工委书记蒲华辅赴上海向上海局钱瑛汇报工作。8月底，蒲华辅回成都，按照钱瑛指示，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川康特委先后领导成都市工委（后为市委）、宜宾中心县委、西昌（宁属）工委、川南工委、雅（安）乐（山）工委、川西边临工委等。1950年1月初，中共川康特委结束。 

1947年10月,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王璞任书记,涂孝文、萧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统一领导重庆和上、下川东地区以及川南、黔北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川东临委成立后,对所属组织进行了清理、调整和组建。改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为常委,许建业为委员，李文祥（重庆工委城区区委书记）;建立了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王璞兼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建立了下川东地工委,驻万县,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建立了川南地工委,驻泸州,仍由廖林生任书记,余时亮、李培根任副书记。1948年4月还建立了南(川)涪(陵)工委,驻南川,由李治平任书记,刘渝明任副书记。

   江雪琴--江竹筠(即江姐)

　孙明霞--曾紫霞（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

　李青竹--李青林

　许云峰--许晓轩

　余新江--余祖胜

　彭松涛--彭咏梧

　刘思扬--刘国鋕

　龙光华--龙光章

　黄以声--黄显声

　陈松林--陈柏林

　蓝胡子--蓝蒂裕

　老大哥--唐虚谷

　丁长发--丁地平

　华子良--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11.27大屠杀之前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老石同志--王璞

　成岗--陈然

　胡浩--宣灏

　小萝卜头—宋振中（1949年9月6日与父亲宋绮云烈士、母亲徐林侠烈士一起在重庆松林坡遇难）

　双枪老太婆--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烈士，1949年11月27日和次子邓诚烈士同时牺牲于渣滓洞监狱）

　“监狱之花”的原型：第一个是王璞烈士（1948年9月在组织华蒙山武装起义时牺牲）的妻子左绍英烈士，被捕后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狱中生下“监狱之花”卓娅；第二个是中共龙市妇女支部书记彭灿碧烈士，被捕后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狱中生下“监狱之花”苏菲娅。左绍英、彭灿碧及其她们的“监狱之花”在“11•27”大屠杀中同时殉难于渣滓洞。

叛徒甫志高原型人物：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涂孝文等

大特务徐鹏飞原型人物：徐远举

渣滓洞看守长“猩猩”原型人物：李岩

白公馆看守长“猫头鹰”原型人物：杨进兴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渣滓洞仅有15人脱险成功：肖钟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张泽厚、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盛国玉（女）。白公馆仅有19人脱险成功：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郭德贤（女）、郭小波、郭小可、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

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审讯共产党案，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枪一句口，就有办法……”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军统对革命人士的审讯，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烈士。他们的大儿子，叫王小华，三岁。小儿子才几个月，叫王幼华。年轻的夫妇俩都不是重庆本地人。丈夫王振华因创办了进步报刊，鼓动工人罢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王振华入狱时，他的恋人黎洁霜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王振华之后，很快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正在寻找王振华的黎洁霜就这样也被敌人被捕。被捕后的黎洁霜，为了尽快与日夜思念的恋人见面，便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这样敌人才把她一起关进了白公馆。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

2009年,当年从白公馆脸脱的郭德贤老人回忆道:“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也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俩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活活地枪杀了。重庆解放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可睹。”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的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的教训，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因此，在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的嘱托下，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现在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档案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基本没有外界人所知。

现今的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遇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WG期间江青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便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话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牙们用来诬蔑和陷害《红岩》及其“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绝不逊色于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实施的惨无人道的那场“11·27”大屠杀的残酷。这是因为，当年像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面对法西斯分子的屠杀还可以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表现自己信仰的口号，而在这场政治浩劫中，许多革命先烈士，他们原本已经安稳的尸体和灵魂，却要被“造反派”们从烈士墓中挖出来扔弃在荒地里、阴沟下……他们的那些本来已经擦汗眼泪的亲属们，则重新被一个个撕开痛失亲人的伤疤，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毁性的心理打击。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因为事先并不知道造反派已经将其牺牲的儿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单，所以依旧去参加纪念活动，结果造反派将其拳打脚踢，像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向她儿子施暴一样，让烈士的母亲坐老虎凳，最后烈士的老母亲被活活的折磨死去。还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事，同时袁尊一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同志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他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等同志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被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徐远举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之所以将袁尊一作为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于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份量。袁尊一生前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儿子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亲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WG期间造反派仍然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不得到照顾，被病魔拖死于1971年；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