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毛主席在这里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同样是在这里，星星之火，几近熄灭。当红军主力撤离井岗山之后，这座英雄的山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沉寂。“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那里的风，吹不动红旗，只有野草在疯长。

提起井冈山，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关于它的独有名词，例如：中国革命的摇篮、朱毛会师、八角楼的灯光。在我们的印象里，1927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此后这面红旗似乎就一直飘扬到1949年全国解放。然而，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曲折。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记载，自1929年初红军主力撤离后，井冈山很快落入地方民团和土匪手中。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那么红军撤离后，井冈山这座中国革命的“圣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并非“让位”，而是“抛弃”：红军为何要走？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看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象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人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井冈山地区并不都很险峻。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口。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着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追击炮，其中只有一门可以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是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高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都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入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们处得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大概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毛给了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它当做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村和毛见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象九子棋一样排开，分别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个村予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耸。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中国人认为，从上往下看，这些村子都象水井似的。

王总是心猿意马。最后，毛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何长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何长工发现王佐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有个难以制服的对手——土匪头领尹道一，控制着赣州附近的三个县，妨碍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帮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帮助共产党。何长工答应了，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领两支小队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击并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王佐手下的人高兴之极，他们把尹道一的脑袋砍下来，连夜带给了王。”王当然也很高兴。这件事使 他对共产党的信誉和能力确信无疑，他投到了他们一边，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产党。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朱德带领队伍来到宁冈，同毛的队伍会合，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也和朱德一起来了。毛和朱在龙江边的一片空地上见了面。这里四面空旷，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顶平台，可以看到带有飞檐的灰色槽形的屋顶，他们坐下来，谈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开始一起建立朱毛军队和军事政权，这个军事政权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毛泽东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初贡献。这个基础在赣南的中央苏区得到发展，又在陕北的延安进一步完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政权的摇篮。

初上井冈山的日于是相当平静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无暇顾及这片荒山里发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势就开始紧张了。广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队拉回来要打“赤匪”了。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朱毛部队实力倍增，根据地容纳不下了。他们现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军和八百人的第五军。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了当时的窘境：“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饮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在写给中央的信中直言不讳：“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路。”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只要有一口饭吃，他都不想离开这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会议，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这次下山的直接目的并非开辟新根据地，而是为了寻找粮食和经费，同时在敌后牵制敌军，以解井冈山之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他后来成为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膝代远领导的第五军，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是一次无奈的“战略突围”，也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断尾求生”。

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面临着绝对优势的敌军。湖南军阀吴尚联合赣军，纠集了两万余兵力向井冈山发起猛攻。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叛徒带路绕过了黄洋界哨口，井冈山防线很快崩溃。彭德怀率残部突围，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住在山顶苏区村庄里的大约二千人当中，一千人被杀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

二、绿林与革命的“相爱相杀”：袁、王之死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离不开袁文才、王佐这两位“山大王”。然而同样，根据地的彻底丢失，也源于这两人的悲剧命运。

袁文才，1898年生，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人。王佐，1898年生，江西遂川县人。袁文才、王佐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早在毛泽东到达井冈山之初，1926年9月，在中共宁冈县党组织领导下，袁文才率部参加宁冈暴动，任县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长、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王佐也把自己的队伍改编成党领导的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们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初，袁、王所部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不久，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他们率领部队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

黄洋界保卫战时，王佐部是防御主力之一。他们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多于自己数倍的敌军。毛泽东听闻捷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然而，裂痕早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⑴“左”倾错误政策的指导。1928年7月10日《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对土匪的关系，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样一个过河拆桥的决议居然能够通过，现在已不可理解。

   ⑵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对袁、王的错误政治定位。1929年8月，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当袁、王与特委的矛盾激化时，他们更倾向于“严厉”解决袁王。

   ⑶激烈的土、客籍矛盾。井冈山地区存在历史悠久的土客籍矛盾。土籍人来得早，占据平地；客籍人来得晚，多住在山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  “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⑷ 袁文才、王佐自身的不足。袁文才、王佐长期占山为王，匪气肯定是有的。说话过于偏激，与组织的关系不容恰。

   ⑸中央巡视员、红五军领导人偏听偏信直接导致了彭德怀派红五军协助解决袁王。

导火索：罗克绍事件。 1930年初，袁文才、王佐在茶陵县捉获了国民党团总罗克绍。此人控制着一个小型兵工厂。袁、王想利用他的技术为红军造枪，便将其关押起来没有处决。然而，由于事起仓促，他们没有向特委及时汇报。边界特委本就敏感的神经瞬间绷紧，豪绅阶级趁机散布“袁罗合作”的谣言。在特委看来，袁、王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于是，1930年1月，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1930年2月22日，特委假借“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部队开赴永新县城听编，准备攻打吉安。2月24日拂晓，红五军第四纵队两个连按预定计划包围了袁、王的住处。特委书记朱昌偕带人冲进房间，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立即跳墙逃跑，骑上马向城外冲去。当他逃到永新县城东门外的禾水河边时，发现桥板已被事先撤走。后有追兵，前无去路，王佐连人带马跳入河中。禾水河正值涨水期，水深流急，这位叱咤风云的绿林英雄，最终溺死在冰冷的河水里。两人被害时，年仅32岁。

此后，袁、王部队陷入混乱。他们的旧部感到人人自危，有的被迫编入红五军，有的被遣散回家，还有40余名干部骨干随即被杀。

毛泽东后来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是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

三、“清洗井冈山”：肖家璧的疯狂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敌军抄小路攻上井冈山，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和地方赤卫队虽然奋起反击，但终因不敌众，被迫突围，井冈山被国民党军队和遂川县靖卫团占领。遂川县靖卫团头子肖家璧，人称“肖屠夫”，历任大坑乡保卫团团总、遂川县靖卫团团总、清党委员会主席、县参议长、井冈绥靖联防办事处主作、井冈绥靖区遂川反共第一纵队少将司令等职，与永新的尹道一等人并称为井冈山区的“四大屠夫”。

敌军攻破井冈山后，肖家璧疯狂地叫嚷：“清洗井冈山，换过人种，换过谷种，茅草要过火，石头砍三刀！”肖家璧带领靖卫团配合国民党军队“进剿”，将大小五井、茨坪等毛泽东和红军住过的地方列为“重点血洗区”。大井被烧过7次，下井被烧过13次，小井被烧到后来仅剩下一个敌人需要住的小饭店。大小五井原有村民120多户，竞有69户全家被杀绝。敌人曾一次性屠杀大井村民130多人，并用机枪将小井村红军伤病员120多人集体屠杀。据不完全统计，被肖家璧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的群众和革命干部近2000人，烧毁房屋5000余栋。肖家璧杀人手段残忍无比，有杀头、枪刺、剖肚、水溺、火烧、刀割、剥皮、抽脚筋、压杠子等几十种。

 为了严密控制村民，肖家璧在大坑乡一带推行保甲制度，制造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他把这些“经验”写成《遂川大坑保甲实验录》，其反革命经验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通电“嘉奖”。

四、被封锁的圣地：二十年的空白

袁、王死后，袁文才的族亲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等人，在极度恐慌和愤恨中“通电反共”，编入反动民团，掌控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井冈山，从此落入敌人之手。

袁、王在永新被杀，其部遭到解体和收编，这起事件在湘赣边界各个方面引起巨大震动。袁文才、王佐部下，包括整个客籍的党员和群众，对袁、王被杀感到极其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湘赣边界特委一方面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打击客籍人。于是向上级党组织控告龙超清、朱昌偕等人。

1930年3月初，袁、王部下共16人，写了一封信请“德怀同志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但这封信有没有发出，以及发出后有没有反应，据现有资料已无法得知。最终，上级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对他们作解释和抚慰。而当时土籍的党内负责人，反而到处宣传袁、王反水。这样一来，在很多袁、王旧部和客籍群众心里对此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是看准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离间袁王旧部、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对袁、王部家庭给予“抚慰”。这样一来，一些袁、王旧部和族亲，如谢角铭、王云龙（王佐胞兄）等“通电反共”，编入反动民团，掌控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另一部分人则心灰意冷，回乡务农，脱离革命队伍。

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按照毛泽东讲得“井冈山是不能丢的，那是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的意见，曾试图重返井冈山，恢复根据地。但错杀了袁、王，等于断了红军与当地群众联系的桥梁。红军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但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从那以后二十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

五、尾声：迟来的解放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7月上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发起湘赣战役。8月2日，二野四兵团第十四军四十二师胜利解放遂川县城。9月28日，四十八军四二五团副班长赵文珍在遂川大坑生擒肖家壁。同日，井冈山获得新生。1949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驻井冈山茨坪村，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失守近二十年的根据地，重新迎来了黎明。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那场悲剧的受害者——1950年，袁文才、王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5月24日在八角楼,毛泽东想起了袁、王两位老战友,深情地说:“他们两位是好同志,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啊!”当了解到袁、王的遗孀还健在时,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在5月28日吩咐汪东兴安排接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孀等时,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5月29日,袁文才的发妻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在井冈山宾馆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泽东依然像38年前一样,亲切地称呼‘袁嫂子’‘王嫂子’，毛泽东拉着两位老人的手，沉默良久，最后说：“袁文才、王佐是个好同志，他们死得很可惜，很悲壮。”

结语：历史的“空白”与重量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革命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上的直线。但井冈山的故事告诉我们，它更像是一条在黑暗中反复探索的虚线。在这里，星星之火曾一度燎原，却又在风雨中几乎熄灭。当我们今天重提井冈山精神时，不仅要记住1928年的胜利会师，也要知道1930年的那场内讧，以及那被敌人占据的二十年。

“袁文才、王佐是好同志，他们死得很可惜。”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这句话，是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后人最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