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36年4月，大金川边，一位红军军长从高崖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消息传出，全军震动。就在几个月前，在红军大学里，这位军长公然顶撞总教官刘伯承，他公开宣称“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当刘伯承在《红炉》刊物上将他作为反面典型公开批判时，四方面军上下才猛然惊醒：一支军队，光会打仗就够了吗？如果连党的会议都不愿参加，这样的干部能把队伍带向何方？

余天云，湖北黄安 (今红安) 人。1906 年生，1927 年参加黄(安) 麻 (城) 暴动，1928 年人党。在鄂豫皖时期以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 年任红 4 军 36 团团长。1933 年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时指挥31军打了败仗，1935 年 11 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红军大学的总教官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著称，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张国焘虽然因为刘伯承反对他另立“中央”罢免了刘的总参谋长，但是在军事业务上不得不服刘伯承。他说:“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对此，张国焘是赞成的。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所以他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

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事情并非像张国焘说的那么简单。刘伯承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者习气在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的必要性。余天云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所以，刘伯承要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 1935 年12 月 16 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 1 期上。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他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着看，政治军事也用不着学，进学校就是坐保卫局。”所以他入党几年来才参加过一次党会，他在当 36 团长时骂散过团总支大会，反对政治工作。不知道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唯一领导的重要。我们红军更应该加强党的领导教育，以为领导这战争的先决条件。单就上述不说政治，不看文件，不愿学习的现象来说，那党的领导和教育又从哪里去实现呢?

第二，是随意杀人打人骂人的现象。余天云因为自己反对政治工作，当然是不能在红军内或红军外站在自己阶级立场进行政治工作，来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党政权旨意之下一致行动。所以他极端发展军阀流氓意识，随意杀人打人骂人，以为遂行自己意图的手段。当他杀人打人时，通常骂人是“改组派”和“AB 团”。我们红大现在还是发现有这类坏现象的。这些同志以为摆出杀气腾腾的威风，谁敢不听命?而不知随便杀、打正是丧失自己信仰，涣散群众的团结，对于革命是有害的。

第三，是贪污盗夺行为。余天云纵使交通队在青川装匪，劫人和偷窃部属望远镜。现在我们红大还是有这类坏现象的。各科时常发生偷窃行为，这些由浓厚的私有观念而不顾工农群众的利益、革命的秩序，在红军中绝不应有的。

第四，是破坏组织的行动和缺乏组织的观念。余天云专注重自己交通及乘马的选择补充，而不愿战斗部队充实。任何人都只能尊敬他的交通队，校政治部主任也不能管理他纵使偷马的马夫。如党会涉及其队部事，则骂为小资产阶级的团体。这类破坏红军组织的违反“司令部为军队服务”之原则的，特别轻视政治组织的行动，实成为红大中最严重的事实。

第五，是虚诈保守、忌妒狭隘自私的现象。以前余天云说:只有自己经过的战斗才算是可保守的正确战术，现在红大有些学生要保守枪无刺刀的习惯，不愿学刺枪。以前余天云看见同志有长处，就说值“卵子”。现在红大有学生见学得好的同志就忌妒。也有学得好的同志不愿意帮助落后的同志。自余天云时至现在，高指科在党会还着重于自己的马、传令兵、洗面等私事发生无原则的争执，而又互怕批评吵闹起来。对于党的任务则很少讨论。

刘伯承在文章最后说:“我们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伟大的革命力量。然而由于农村政治经济组织的环境而产生的有些弱点，就是或多或少表现在部队中的保守性、迟钝性、狭隘自私性、缺乏全世界性、冷静分析性和组织性。这些弱点很容易发展到上述现象的方向去。因此，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来改进农民落后意识，成为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可以看出:刘伯承与余天云之间的斗争，绝非张国焘所说仅是关于战术之争，正规与游击思想之争，而是关系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是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人民革命军队，还是由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政治头脑、为非作歹的“山大王”领导的武装?是党领导军队，还是长官决定一切?是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还是迁就军阀作风?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军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刘伯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拥护刘伯承，声讨余天云。张国焘也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话，他告诉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刘伯承学习。并表示同意学校对余天云的处罚。但在军队政治思想建设方面，张国焘没说什么。

斗争的结果，红军大学的学习空气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是余天云一直情绪消沉。1936 年 4 月，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转移。在途经大金川时，余天云突然从高崖上一跃而下，跳河自杀了。

余天云之死震动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余天云虽然“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择手段”，毕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他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余天云之死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如果放弃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就要出大乱子，什么样的事故都可能发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对全军政治工作进行了检查，将一度松懈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他在 1936 年 2 月写的文章中曾说，南下失利后，“在政治工作方面开始建立了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政治纪律，反对打骂现象，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学习方面自开展反余天云的斗争后，不仅红大有了新的气象，在部队中亦有很好的影响。有些军事干部过去根本不过支部生活，不看文件，现在开始转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