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电视剧《生万物》里的地主宁学祥，勤俭节约、与狗抢粪、对佃户体恤有加。我们不禁疑问：这样的地主，真该被打倒吗？1948年，美国人韩丁在山西张庄住了半年，记录下另一个版本的地主发家史：月息50%的高利贷、灾荒年囤粮看着佃户饿死、六岁小孩偷摘树叶被打得浑身青紫……地主的财富，到底靠什么积累？这篇文章，还原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旧中国农村。

电视剧《生万物》的热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电视剧描绘的地主和农民的角色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剧中的地主宁学祥抠门、节俭、甚至出现与狗抢粪肥田的情节，被解读为“勤俭发家”的象征。剧中的费左氏对佃户体贴入微，节日送米、农忙时发种子，被解读为“大善人”。剧中的地主子女一个个投身革命，光彩照人。而天牛庙村的穷人们呢？铁头母子偏狭自私；银子家人好吃懒做；封四一家引土匪屠村、投靠日军。这种叙事倾向，让观众自然地认为地主的财富来源于自身的勤俭节约和祖孙几辈人的积累，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好吃懒做，从而对地主群体产生同情，对穷人群体产生厌恶。然而，美国记者韩丁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中，用翔实的调查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土地集中：数据背后的真相

韩丁笔下的张庄，位于山西潞城。1948年春天，他以土改工作观察员的身分，同工作队一齐来到了张庄。他虽然是观察员，却尽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许多农民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向他的耳根说悄悄话，把各种秘密，严肃的和荒唐的，都无保留地交给了他。他在张庄住了半年，记录了土改前后的真实情况。

张庄村共有二百多户人家有一千多口人，村里有六千余亩肥沃土地。根据任弼时1948年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的划分标准：（一）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二）占有多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五) 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按照这个标准，张庄的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7%，直接占地980多亩，等于土地总面积的18%。通过宗教和家族组织，他们还间接控制了680多亩土地，这样就使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达到了1670亩，占全部土地的31%。他们拥有18头牛、骡子和驴，约占牲口总数的33%。中农在总人口中占40%，拥有全部土地的45%和全部牲口的66%。人数最多的是贫农，他们占人口的47%，但拥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24%。雇农的比例是6%。这样，受剥削最厉害的两个阶层占了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土地和5%的牲口。

二、个案深挖：张庄首富申金河的发家史

地主申金河的七口之家是张庄的首富。他直接拥有的土地有140亩，除了天主教的“进行会”以外,全村就数他的地多。然而仅仅拥有较多的土地并不足以使地主和富农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土地主要是他们进行其它形式的明的或暗的剥削的一个坚实的基础。高利贷、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担任公职时的舞弊,掌管庙宇、教堂和宗族事务时的贪污中饱,再加上出租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收入,这些剥削加在一起,就使少数家庭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高踞于其它家庭之上。申金河就是通过这些手段牟利的。他的收入比最富裕的中农还多好几倍。

申金河“帝国”的基础是一百四十亩好地。他一年到头都雇着两个长工种这些地,农忙时还要添几个短工。乡村里第二宗财富是牲畜,申金河一家就有两头大牲口、一群绵羊和几头猪,并且常年雇用两个小孩给他放羊。他还开了一间酒坊。酿出来的白干酒,每市斤成本约合大洋四角,售价却是六角。这个酒坊每天的最高产量能够达到一百斤。申金河每年都要雇用两个工人在酒坊里给他干七个月的活儿。酿酒剩下的酒糟就用来喂猪。

这些事业给申金河带来一笔相当大的收入。他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

除此之外，他还利用公共职务中饱私囊。申金河担任村长，掌管“北老社”等宗教组织的公款。“北老社”是个慈善组织，负责办村学、借钱给有困难的社友、提供保险金一类的救济和主办敬神活动。社里拥有的三十亩地都由申金河一人掌管，他每年还要举办一次庙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大大超过实际支出的数字写在账本上，虚报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北老社”每隔四十年要组织一次特大赛会，单从一次赛会中，他就赚了五百多块银元。“北老社”的社友毎年都要按地亩交纳一定数量的社谷用来祭神。所有这些粮食都送到申金河家，随后也就入了他的酒坊。他还主管三十个村子的“孔圣道”组织，定期为道友们主办酒席，向他们摊派支付酒席的款项。但是进款往往比酒席开销大得多，这样申金河就把多余的钱收归己有了。

为使他的事业更加完满，申金河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他在山西省长阎锡山的统治下当了多年村长。这个职位虽然不拿薪俸，油水却相当之大。例如逢年过节接受请客送礼，调解诉讼时偏袒受贿，利用收税和征集工程材料营私舞弊，通过掌管公款捞取外快，等等。但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公职“收入”还是私加税粮。假如县长向每户派征七斗粮食，经过他手就变成了十七斗，他把七斗上交，剩下十斗便归自己了。他要的税，不管有什么理由也不能短，就是卖儿鬻女也得交。

由于这样四通八达的关系，申金河在村子里很有势力。他借此聚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掠夺人家的土地和房屋时，心狠手辣。韩生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上好的地，有一回因有急难向申金河借了二十六块钱，三年以后，连本带利的数目就很大了。老汉多次归还，就是还不清这笔债。于是申金河就把他那三亩好地连同刚打下的庄稼都霸占过来了。

中农师四孩向申金河主持的“北老社”借了二百五十块钱，过了两年，师四孩无力还债，结果把他的三十六亩地、十一间房屋、驴子和大车全都丢得一干二净。全家老少，其中包括几个幼小的孩子，都被赶到露天地里。

一个姓申的贫农为了给害病的老婆抓药，向申金河借了八块钱。他把儿子申发良抵押给申金河干活，并且订下了七年契约。七年过去以后，由于疾病、工具损耗和申金河公然的欺诈，申发良比最初还多欠了几倍的债。他只好扒掉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卖了木料赎身。

在申金河手里受害的不只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富农裴虎义有八十亩土地和二十间好房子。这所房子与申金河的房子相邻，申金河想把它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怂恿裴虎义抽上了大烟。等到裴虎义抽不起时，就借钱给他继续买烟土。当裴虎义已经债台高筑以后，申金河要裴虎义把房子和十八亩地都抵给他，为了还清欠申金河的其它债务，裴虎义又卖掉了剩下的土地。就这样，他彻底破产了，一家人被迫离开张庄，流落他乡。

三、不止一个：地主阶级的共同特征

在张庄，地位仅次于申金河的大地主是天主教徒樊朴之。他有八十四亩士地、一群羊、几口猪和一间酒坊，在村北三里外的马场还开着一家酒店。他雇了两名长工、两个羊倌、三名酒坊工人和两名帐房先生，人手紧时还要雇零工。他家虐待雇工和佣人是远近皆知的。酒坊里一个小伙计的工钱只有四块钱，可是早上三点钟就把他从牛棚里的麦秸堆上吆喝起来去碾粮食。中午，他们全家都睡午觉，只有这个小伙计不得休息，还得去外边挑水。下午，主人家还要额外吃一顿面条，可是雇工们每日只吃两餐粗小米或者玉米面疙瘩。

富农郭福旺和郭春旺兄弟俩合有一百三十亩土地，每年差不多能打一百六十担粮食，有两头大性口和一切必需的农具如大车、犁、耙、耧等等。他们和长工一起耕种一部分土地，其余的出租。在1942一1943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1942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口，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囤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穴里，等待机会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

这不是个别地主的“个人品德”问题，是整个制度的必然结果。地主阶级的财富积累，不是靠勤俭节约，而是靠这种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

四、尾声：当电视剧让观众同情地主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生万物》的创作导向反映了当前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种危险倾向——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倾向表现为：打着“艺术创作”的旗号，任意篡改历史事实。这不是禁止创作自由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历史负责的问题。

地主的财富，究竟靠什么积累？农民的贫穷，真的是因为懒惰吗？旧社会的土地制度，到底要不要土改来破除？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是巨大的。它误导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识，使人们无法真正理解旧社会的黑暗和革命必要性。

如果你愿意了解真实的答案，韩丁的《翻身》还在那里。六岁的孩子灾年偷摘了地主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用大棍打得这个孩子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全家整整一年的收入。农民的妻子被地主强奸，农民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这些不是“极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的日常。

历史的重量，一部电视剧承受不起。但我们不能承受的，是对历史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