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导读：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史上，瞿秋白作为革命领袖，成为最早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不是后人读来所应感受到的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陈毅的《梅岭三章》，以及《革命烈士诗抄》中的那些向敌人宣战的作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1年7月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23岁的瞿秋白对列宁进行了简短采访，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列宁和介绍列宁直观印象的第一人。1922年2月，瞿秋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自此，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白奉命留守瑞金。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向香港转移途中，于2月24日在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被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抓获并关押，后由叛徒指认，身份暴露。

在确认瞿秋白的身份后，上杭国民党当局将瞿秋白押送到长汀，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36师看管。36师师长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学问，听过瞿秋白的演讲，他希望能够劝降瞿秋白，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从理论一直谈到将来的出路，劝瞿秋白回心转意，跟着国民党来做。瞿秋白跟他理论，说你们三民主义那套理论，我绝对是不看好的，那是个大杂烩。瞿秋白还批孙中山“大贫小贫”的理论，说这个你们是站不住脚的。讲理论，宋希濂当然不是瞿秋白的对手。几个小时下来，宋希濂知道瞿秋白是不会投降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向瞿秋白劝降。宋希濂劝降之前，军统曾经对瞿秋白做过劝降工作，结果当然失败，此次宋希濂劝降也告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于6月2日密令处决瞿秋白。陈立夫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出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后被捕叛变的陈建中和中统劝降老手王杰夫，带上福建省党部书记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前往长汀，向瞿秋白劝降。临行前，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劝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这帮特务连续两天劝降，都被瞿秋白顶了回来。最后，他们开始使用“识大体”和“爱惜”瞿秋白才学的方式进行劝降。

“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不让你公开反共。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丝毫不给这帮特务留有余地，坚定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这一席慷慨陈词，说得满室敌特失色动颜。

国民党统治者不能招降瞿秋白，便决定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本来，6月2日，蒋介石就发出了“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密令，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6月18日，早晨8点，36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9时20分左右，瞿秋白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瞿秋白走出大门，来到中山公园，坦然正正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那幅珍贵的毫无惧色的瞿秋白遗照。

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瞿秋白缓步走出中山公园，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两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20米也无法行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国民党军36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

两声清脆的枪声，不屈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这一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在长汀被关押期间，约在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写了近两万字的自传性的《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

“何必说”代序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开篇，表明自己要“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历史的误会”是瞿秋白的个人小传，叙述了自己1917年到北京至1931年中“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的政治生涯，并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意思是说自己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期间也很不称职。

“脆弱的二元人物”主要是剖析自己的人生观。在这里，瞿秋白首先说明自己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说明“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同时又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说明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瞿秋白表明了自己对政治的厌倦：“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我和马克思主义”主要叙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当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同时表明自己“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

常识不过半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对自己获得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非常惭愧。最后，瞿秋白表明：“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主要检讨自己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以及和“立三主义”的关系。在这里，瞿秋白指出：“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还有“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同时说明：“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文人”一节主要说明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根本不是政治领袖的“料”，“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

“告别”一节充满了悲凉和辛酸：“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按：指爱妻杨之华）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永别了！”

作为一个一心为民族为国家探索前途的知识分子，历史的潮流把瞿秋白推上了中共成立后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并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排挤，甚至迫害。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反思太过沉重，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这两万多字的自白中，以致不少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读完这个《多余的话》，一个知识分子不屈而无奈的灵魂，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敲击着我们的心灵。通过《多余的话》，瞿秋白对自己的一生，从出身、教养、思想及革命经历，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尤其是对自己负面的思想感情作了坦诚的曝光和深刻的检讨，对自己的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都一一作了自我批判。这种深刻的真实的内心独白，是人性和理性的反思，从中让我们真正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的坦荡胸怀。

英勇就义的瞿秋白绝不会想到，他坦荡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勇敢地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并且存有政治缺陷的《多余的话》，会给他身后的名誉带来多么大的损害，给他亲爱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瞿秋白就义后，当年，《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多余的话》原稿。或许是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和《多余的话》中的瞿秋白反差太大，中共方面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没有买。但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多余的话》为伪造的结论心存疑问。

瞿秋白如此英勇就义，中国共产党当然把他当做烈士对待。1936年，瞿秋白殉难1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一本中文书，书名《殉国烈士瞿秋白》。编者在引言中说：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这本书集录了陈云、李立三、杜宁（即杨之华），以及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辑录了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一段文字，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追悼瞿秋白的文章。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1950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12月31日，毛泽东在为《瞿秋白文集》写的序言中说道：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殉难20周年忌辰，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瞿秋白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然而，风起于青之末。

1962年，香港出版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来回忆：当时，李克农找到他，说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那个民主人士表示要卖，问买不买。陆定一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定一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丁玲后来也回忆道：她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的，可是她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她对瞿秋白太熟悉，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这种文字的风格。后来调查瞿秋白冤案的时候，著名瞿秋白研究专家陈铁健咨询羁押过瞿秋白的宋希濂，问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国民党方面动过没有。宋希濂回答：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是他不会投降的。宋希濂还说：“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多余的话》呢？陆定一指出：“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陆定一还回忆道：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据戚本禹回忆：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和李秀成一样，也是“晚节不忠”。这篇文章虽然影射彭德怀，但更容易让人想起瞿秋白。

1964年，香港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陆定一回忆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周扬，回忆当年批李秀成时说，先是江青见到他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接着他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非常生气地批评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周扬当时听了很难受。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周扬问毛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毛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自此，因《多余的话》，瞿秋白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了。

“文革”开始，公开批瞿。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在常州的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父瞿世玮葬于济南南郊，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

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这样，瞿秋白的“叛徒”身份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的亲人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特别是瞿的胞妹瞿轶群，直接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在陈云指示下，1979年春中纪委成立了“第八组”，复查瞿秋白案。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这个报告的发出，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的平反。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至此，瞿秋白冤案得到彻底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