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导读：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1953年梁漱溟当众公开顶撞毛泽东，被毛称为“反面教员”，究竟孰是孰非，多年后梁漱溟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公开争论的？

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比毛泽东大两个月零几天。出生在“世代诗礼仁宦”家庭的梁漱溟，思想活跃且不断变换，不管研究什么，都有重大的思想成果产生。思想转得快，成果也出得多。所以，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等等一大堆称号，都落到他的头上。梁漱溟学问高，名气大，性情也狂傲。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梁漱溟在演讲中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死。我在这里等着他。”

据此可见，1953年他和毛泽东当众顶撞起来，并不奇怪了。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分小组讨论时，梁漱溟作即席发言。梁漱溟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工商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计划性问题，第二个是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建设时注意防止乡村党政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问题，第三个是农民问题。在谈到农民问题时，梁漱溟说道：

我想重点说的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正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下，主要建设资金都投在了重工业方面。梁漱溟所说的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工业化建设中，也就是现代化建设中，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上面的发言，可以看到梁漱溟本意是：善意地提醒领导党，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保障农民利益。但是，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政权的根本基础，梁漱溟提出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九天九地”之说，显然容易引起农民对党的政策的不满。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即席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联系到昨日梁漱溟的发言，与会众人当然知道毛泽东批评的是梁漱溟。梁漱溟听完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泽东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当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晚会前约20分钟，毛泽东、梁漱溟进行了谈话。由于时间太短，梁漱溟无法复述原来发言的内容，只是匆匆说了个大概，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梁是反对总路线的，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不欢而散。

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梁漱溟说：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拒绝。周恩来的长篇发言还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是一贯反动的。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长篇发言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其中主要有：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你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知羞耻到了极点吗？

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就要求当场发言作答，周恩来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料；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说：

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泽东接过来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会场上发生的这种你一句我一句与毛泽东的顶撞，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毛泽东又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倔强地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泽东最后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这时有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让不让梁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泽东补充道：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参加。

当高岗宣布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的举手时，毛泽东带头举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毛泽东边举着手，边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高岗接着宣布不赞成梁讲下去的举手，到会者的大多数，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立即举起手来。梁还想再说一句话，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僵局就此结束。

从此，梁漱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梁漱溟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也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同毛泽东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同时梁漱溟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倾心拥护中共领导，只不过提了那么一点善意的建议，即使说是批评，但从自己内心也并非恶意，何以招致中共负责人的如此恼怒，以致联系历史对自己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自己究竟有什么错？错在哪里呢？

过了两天，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长子梁培宽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看法。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

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还记得l950年你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吗？早在那次你就向领导党毫无顾忌地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了。我还听说你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过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你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一些发言，或与毛泽东谈话，或给毛泽东写信，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一种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即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泽东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毛泽东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梁培宽的上述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精到的。联系毛泽东所说的“梁漱溟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这句话，我们就能看出，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并不是针对梁漱溟个人，而是借此统一各界人士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认识和统一制订“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我们知道，毛泽东是非常善于抓典型促全局的。梁培宽的“毛泽东不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毛泽东的一切为了当前国家大业，而没有其他”的分析，或许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思。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帮助梁漱溟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引起梁漱溟深深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番话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他在当天日记中情不自禁夸奖两个儿子：“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

1983年，90岁高龄的梁漱溟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梁漱溟主动地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说到这里，梁漱溟伤心不已，眼圈儿都红了，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

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或许也会感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