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起草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抗战宣言，激励了四万万同胞。他是蒋介石的文胆与智囊，是发动内战的帮凶，临死前遗书仍写"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同时装下"爱国"与"愚忠"？这篇文章，带你走进陈布雷的矛盾人生。

1948年11月13日，南京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在住所自杀身亡。

他在遗书里写道：

“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他还写道：“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

蒋介石得知陈布雷死讯，立即赴现场悼念，极为惋惜，写下“当代完人”四字，追悼陈布雷。他称赞陈布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可这个被蒋介石称为“完人”的幕僚，他的家人却藏着一个秘密：长女陈秀、次女陈琏，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陈布雷对此并不知情。

一个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养出共产党的女儿？一个写下“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的人，身上又藏着怎样的矛盾？

第一组矛盾：早年“革命记者”与晚年“御用文胆”

陈布雷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段。前半段，他是上海报界一支锋芒毕露的“革命笔”；后半段，他是蒋介石身边唯命是从的“御用文胆”。

1890年11月15日，陈布雷出生于浙江慈溪县一户茶商之家。1911年，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途经上海时寄居在《天铎报》社。正赶上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21岁的他便当上了《天铎报》记者兼撰述，取笔名“布雷”，取义于“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1920年，他担任上海《商报》主编，尖锐地抨击北洋军阀。这份报纸虽然并非国民党的党报，孙中山却给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邹韬奋也推崇陈布雷，说他“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他写的评论，甚至被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转载——在那个时候，一个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人，其文字竟与中共的主张有过共鸣。

转折发生在1927年初。那时，北伐军节节胜利，蒋介石率部进驻南昌。蒋介石早已耳闻陈布雷是“沪上名笔”。1926年春，他曾托邵力子转交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给陈布雷，以示钦慕。1927年2月1日，阴历除夕，陈布雷和《商报》另一名记者潘公展应邀来到南昌。大年初一，两人去见蒋介石。陈布雷感谢蒋赠他“玉照”，蒋介石则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

蒋介石一次次约陈布雷长谈。有一天，蒋急欲写《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当即“拔笔相助”，蒋口授，陈捉刀，一挥而就，须臾间完稿，蒋介石深为满意。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和潘公展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极力想留住陈布雷，陈布雷却婉拒了，他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做记者，办报纸。”

但蒋介石没有放手。1928年1月，在蒋介石盛情相邀下，陈布雷从上海来到南京。蒋介石欲委以高官，陈布雷回答：“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

从此，他成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重要幕僚，人称“领袖文胆”“总裁智囊”。

从“尽人民喉舌”的报界革命者，到“唯公之命是从”的蒋氏幕僚——这第一组矛盾，在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种下。

第二组矛盾：抗战有功与内战帮凶

如果说第一组矛盾关乎“身份”，那么第二组矛盾则关乎“功过”。

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这一重要的谈话稿，正是出自陈布雷笔下，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这几句话，随着报纸和广播传遍中华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决心。

抗战时期，他为蒋介石起草了多篇重要文献，包括《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张季鸾评此文：“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这些文字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200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陈布雷颁发了一枚抗战纪念章，以肯定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贡献。他的孙子陈重华代领了这枚纪念章，随后将其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

这是对陈布雷“爱国”一面的官方认可。

可是，翻过抗战这一页，陈布雷身上的另一面又浮现出来。

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布雷的笔没有停——只不过，从前写的是“守土抗战”，现在写的是“戡乱剿匪”。

他起草的反共文件、内战文告，与早年自己抨击军阀的“革命文章”站在了对立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二处主任这个职务，也随着内战的进行，让他的笔越来越紧地绑在蒋家王朝的战车上。

一个人，同一支笔，既写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抗战宣言，也写过“剿匪戡乱”的内战檄文。抗战有功，是真；内战帮凶，也是真。这是陈布雷身上第二组撕扯不开的矛盾。

第三组矛盾：清醒认知与无法挣脱

如果说前两组矛盾是“做什么”和“立什么功”的问题，那么第三组矛盾触及的是他的内心——明知是错，却挣脱不了。

陈布雷不是糊涂人。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有极为清醒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刮起“劫收”之风，接收大员们争相抢夺房产、机器。陈布雷对下属感慨：“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原本尊重有加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参与了“劫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

清醒地看到问题，却无力改变——这是陈布雷最深的痛苦。

文人对现实的清醒，与对蒋介石的“愚忠”，如同两股力量，日夜撕扯着他。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对内战的前景绝望；另一方面，他又认定蒋介石是“明主”，国民政府是“正统”。中国旧式文人的“忠臣”观念牢牢束缚着他——“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无法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他在日记中写下那句著名的话：“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多次向友人坦白，“为人捉刀是苦恼的”，感叹不能用笔写出自己想说的话。

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自作主张”，却又无法挣脱“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的处境——这种撕裂，让他的神经衰弱越来越重，以至于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结语：一个无法被简单定性的旧式知识分子

1948年，三组矛盾终于拧成了一股无法承受的绳。

他的副官回忆，1948年辽沈战役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焦虑不安，经常长吁短叹：“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

邵力子、张治中等人试图通过陈布雷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那段时间，邵、张频繁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但劝说的结果，是蒋介石大发雷霆，他不客气地训斥起这个二十年来对他忠心耿耿的幕僚：“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偏安一隅而能长治久安者。非战即降，你死我活。我就是瞧不起那种一击就倒、不打自垮的软骨头。先生什么时候也同那些失败主义者走到一起去了？”

更大的羞辱紧接着到来。11月8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蒋介石即席讲话，抛出一句：“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会后整理记录。他反复斟酌，最终略去了这句话，呈送蒋介石。蒋翻看文稿，发现那句“八年”不见了，勃然大怒：“你，你怎么将那么重要的内容删去了！？”

陈布雷小声解释：“蒋先生，抗战八年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时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着桌子道：“你现在怎么啦，脑子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

早年的革命理想碎了，抗战的荣光远了，清醒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却无力改变，想劝和谈被当面斥责，删改一句不妥的讲话又遭痛骂。三组矛盾，此刻全部爆发。

1948年11月12日晚，陈布雷对副官说：“我要理一个发。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楼梯，走到一半又回过身，补充了一句：“让我安静些！”那天夜里，他服用了大量安眠药。

一切早有预兆，几天前，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

直到死，他也没能走出那三组矛盾的撕扯。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陈布雷育有六男两女，长女陈秀、次女陈琏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儿子陈过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子陈适、幼子陈砾也相继走上革命道路。八个孩子里，没有一人加入国民党。

陈琏1939年在重庆秘密入党时，不过20岁。她在入党时说：“我没有办法选择出身，但我可以选择道路。”陈布雷至死不知道女儿的身份。1947年9月，陈琏和丈夫袁永熙因“中共间谍案”被捕，陈布雷致信蒋介石：“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1948年初，陈琏被保释出狱，同年11月，陈布雷自杀。

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生前不知情，死后大概也未必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用一生维护的“忠”，在子女那里被彻底否定了。

但陈布雷若地下有知，或许能明白：那三组撕扯他一生的矛盾——革命与依附、抗战与内战、清醒与愚忠——在他子女那里，早已有了各自的选择。

他无法挣脱的，他的孩子们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