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有功”是怎么来的?一个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说法提出的由来后果

IMG作者:chainote.cn2026-05-01 07:04:12

导读: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天津。一位资本家小心翼翼地问来访的刘少奇刘同志,我们是资本家,是共产党要消灭的对象,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刘少奇的回答让所有人震惊——“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一个以消灭剥削为使命的政党,为什么在进城后第一件事是替资本家“站台”?“剥削有功”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这篇文章,带你回到1949年春天那个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历史现场。


“剥削”这个词,是马克思笔下资本的原罪,是共产党革命要消灭的终极目标。然而,1949年春天,一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天津公开说:资本家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说这话的人,是刘少奇。“剥削有功”的说法,在后来的政治风浪中也成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但放在1949年春天那个百废待兴的历史节点上,这句话与其说是理论宣示,不如说是救急药方。1949年天津的那番话,是一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平衡。

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4月,在解放军接管上海前夕,毛泽东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等,强调“接管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不愿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大部分人选择把企业、资财、人员留在了大陆;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在共产党进城之际,他们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 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中共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4~5月,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做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的情况,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 刘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刘天津讲话的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毛泽东本人也许认同刘在天津的工作及他提出的政策,5月31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转发各中央局,亲撰按语要求各地“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刘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显见。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历史的吊诡在于:说“剥削有功”的刘少奇,后来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但回到1949年的天津,这四个字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城市经济。一段被争议的历史,放在具体场景里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刘少奇的“功劳”,不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论,而在于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窗口,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萧冬连,所著《筚路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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